成果介绍

如果从东面进入西安，乘坐陇海线铁路，1934年前只能到达陕州，随后便要乘船渡黄河才能到达潼关，于是便看见尘土飞扬的潼西路。潼西路顾名思义是从潼关到西安的一条交通要道。潼关是陕西的东门户。有人说潼关得名是由于它西侧紧靠潼水，也有人说，黄河自北向南而来，流到这里潼激关山，因而命名为潼关。潼关是一个雄鸡一鸣三省闻的地方，属于陕、豫、晋三省交界处，南依华山、北望黄河，河山之间距离非常狭窄，因此易守难攻，历史上曾多次在这里发生战斗。

1924年，作家孙伏园与现代中国文坛巨匠鲁迅，还有王捷三、王桐龄等人前往西北大学参加暑假班讲学，途经潼关，潼关大街上的酱菜店很多都挂着招牌，宣传自家卖的是鲁迅吃过的酱菜。当时的陇海线还没有通达西安，孙伏园一行从陕州到潼关有180里黄河水上路程，据孙伏园后来在其《长安道上》中描述：“我们所经陕州到潼关一段，平地每比河面高出三五丈，在船中望去，似乎两岸都是高山，其实山顶也是平地。河床非常稳固，既不泛滥，也不会改道，与下流情形大不相同。但下流之所以淤塞，原因还在上流。上流的河岸虽然高出河面三五丈，但土质并不坚实，一遇大雨，或遇急流，河岸泥壁，可以随时随地，零零碎碎地倒下，夹河水流向下游，造成河床高出地面的危险局势，这完全是上游两岸没有森林的缘故。森林的功用，第一可以巩固河岸，其次，最重要的，可以使雨水入河之势转为和缓，不至挟黄土而俱下。我们同行的人，于是在黄河船中，仿佛‘上坟船里造祠堂’一般计划黄河两岸的森林事业。”  　　

大概在1932到1935年之间（具体时间不能确定），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从潼关进入西安，此时，陇海铁路已经通达西安，普实克描述了乘坐火车经过黄河铁路桥的凶险情景：“洪水冲走了桥栏，使铁轨下的大多数横梁向支柱倾斜，火车就如同在光秃秃的轨道上不断晃来晃去，左边空荡荡的，右边也空荡荡的。只要稍微有松动，或者铁轨散开一点，我们就会葬身于脚下滚滚的浊流中。……您可以想象，整整45分钟火车悬在急流中摇摇欲坠的桥梁上，那水是赤黄色的，水面距铁轨只有几公分，大水奔腾而过，水面上漂浮着树木、狗和其他杂物，只要有稍微粗些的树干，就可以冲断某处的铁轨。这桥似乎在汹涌浪涛的撞击下颤抖起来。”

1924年，孙伏园等人在汹涌的黄河上，感受的却是另外一种情景，他们接触最早的陕西人是黄河上的船夫，“你且猜想，替我们摇黄河船的，是怎样的一种人。我告诉你，他们是赤裸裸的，一丝不挂的。他们紫黑色的皮肤之下，装着健全的而又美满的骨肉。头发是剪了的，他们只知道自己的舒适，绝不计较‘和尚喫洋砲，沙弥戳一刀，留辫子的有功劳’这种利害。他们不屑效法辜汤生先生，但也不屑效法我们。什么平头、分头，陆军式，海军式，法国式，美国式，于他们全无意义。他们只知道头发长了应该剪下，并不想到剪剩下的头发上还可以翻腾种种花样。鞋子是不穿的，所以他们的五个脚趾全部直伸，并不像我们从小穿过京式的鞋子，这个脚趾压在那个脚趾上。”黄河船夫的强健、原始、强悍，令孙伏园一行人感慨不已。  　　

黄河最大的支流是渭水。当孙伏园一行在长安讲学之后，便从西安东郊的草滩乘船返回北京，于是便有一段渭河行船的经历。“从草滩起，东行二百五十里，抵潼关，全属渭河水道。渭河虽在下游，水流也不甚急，故二百五十里竟走了四天有半。两岸也与黄河一样，虽间有村落，但不见有捕鱼的。殷周之间的渭河，不知是否这个样子，何以今日竟没有一个渔人的影子呢？陕西人的性质，我上面大略说过，渭河两岸全是陕人，其治理渭河的能力尽可想见。我很希望陕西水利局长李宜之先生的治渭计划一旦实行，陕西的局面必将大有改变，即陕西人之性质亦必将渐由沉静的变为活动的，与今日大不相同了。但据说陕西与甘肃较，陕西还算是得风气之先的省份。陕西的物质生活，总算低到极点了，一切日常应用的衣食工具，全须仰给予外省，而精神生活方面，则理学气如此其重，已经够使我惊叹了；但在甘肃，据云物质的生活还要降低，而理学的空气还要严重哩。夫死守节是极普遍的道德，即十几岁的寡妇也得遵守，而一般苦人的孩子，十几岁还衣不遮体，这是多么不调和的现相！……”  　　

民国时期的陕西封闭落后，长安道上，作家们已经感受到陕西人的安静、沉默、和顺，揭示出在理学思想影响下陕西民众的沉默个性。那种汉唐盛世里秦人的开拓进取、刚健的个性，当时已经看不到了。

刘宁，文学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刊登在《西安晚报》2019年11月15日06版文化专栏）

链接：http://epaper.xiancn.com/newxawb/html/2019-11/15/content_405289.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