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治国理事者，首重人才，这个道理恐怕很少有人不赞同的。然而世上许多事情都是理解起来并不麻烦，实施起来却极不轻松。“人”从来都不是一种稀缺资源，就算是“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的乱世，要想集结一定数量的人，也未必比积蓄起一笔钱财困难。但要“众里寻她千百度”，从一大堆人中慧眼识珠，然后将其拔擢出列，进而量材使器，使之竭智尽力，则绝非易事。故关键在于知人和用人。
刘邵《人物志•自序》云：“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北宋神宗一朝，王安石以大无畏的精神主持变法，推行新政，最终却落得以悲剧收场。究其失败之由，历来有识之士多已指出。如果分析主观方面的原因，不得不承认当荆公的身份是诗人和学者时，他高洁的品行更有助于成就其伟大与不朽。然而一旦这种个性被带入执政者这一角色时，就会适得其反地成为导致变法事业流产的一大因素。正因为王安石眼中揉不得“沙子”，于是凡对新法有异议的人，都被他视作不合作者，而其中不乏德才兼备之士。原本许多可以团结，可以争取的对象都或贬或斥，被扫地出局，留下来围绕在他身旁的反倒是一批真小人。可能演好的一出大戏，到头来变成了一个人的独角戏，偌大的舞台上留下的仅仅是荆公踽踽而行的落寞身影。在此，历史的荒诞与吊诡再次让读史者触目惊心。
当我们追溯探寻王安石的精神轨迹，浏览其传世的诗文时，就会发现在他的千古名文《读孟尝君传》中已隐伏着日后败落的种子。这篇寥寥百字的文章，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凌厉峭拔的气势，将那位流芳百世的战国贵公子的人才观着实奚落了一番。才大似海，巍巍如荆公者颇不屑于田氏用人的不择流品，致使鸡鸣狗盗之辈，猥琐斗筲之徒充斥于门庭。不过，我们惊讶地发现只要环境稍微变化，这种“吾方高驰而不顾”的耿介清高就会蜕变成凡与吾志不合者一概排斥的独自标举。虽然二者只有一间之隔，但事功的成败却系之于此！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真正能领悟其中三昧的人，古往今来实在是凤毛麟角。如果要从中国历代的主政者、用人者中间挑选出一位深明此道的一流人物，恐怕汉武帝刘彻是不会落选的吧。此君诚为一奇杰，可他在后世受到的非议却“罄竹难书”，时不时被峨冠博带的道学先生们拉出来作为反面教材批判一番。这里暂且不论刘彻作为一位帝王对后世的文化心理、民族性格以及国家格局的塑造等问题的影响，以免节外生枝。单以“知人用人”相较，在数百个中国皇帝组成的群体中，他必然是第一等的选手。可惜就连这点也逃不过“君子”们的斥责，罪名莫过于宠信方士、任用酷吏、好大喜功之类。其实这些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皮相之谈。
在讲述汉武帝的“人才观”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两个在大汉庙堂之上赫赫有名的大臣。之所以提及他们，实在是因为有了这二位的参与，武帝超群的御人术才得以在历史的画布上淋漓尽致地挥洒出来。他们分别是以忠正著称青史的汲黯和历来被视作酷吏代表的张汤。汲、张二人同朝为官，且级别都不低，黯位列九卿，汤则为御史大夫。按说均为天子的股肱之臣，当同心协力，为国效劳，但是两人没有丝毫相似之处，“道不同，不相为谋”，完全势如水火。张汤善于揣摩汉武帝的心意，当武帝对某人不满，有意要处置时，他总能很快就捕捉领会到皇帝的微妙暗示，迅速采取行动，搜集一切不利于那个人的证据，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最后再用武帝满意的方式处理掉“案犯”。汲黯对张汤的这种侍君之道是极为不满和鄙视的，甚至有一次当面怒骂张汤为“刀笔吏”，将断子绝孙。同事做到这个份上，也着实让人吃惊。不过，还有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汲黯连武帝的面子也是常常不给，顶撞指责简直成了家常便饭，那句形容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以仁义”的经典评价就出自其口。到后来，能在如厕时接见名震天下的大将军卫青的汉武帝，没有戴冠就不敢会见汲黯！汲氏的威重由此可以想见。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武帝惧怕汲黯，事实上他对臣下的脾性了如指掌，正是有了充分的把握，方能容忍退让如此。反倒是作为臣子的汲黯，对于皇帝刘彻知之甚少。也许汲黯出身贵族世家，与生俱来的高傲使他根本没打算过要去了解什么，更不必说取悦媚容了。
这种相互认知的不对等，促生了君臣间一席极为精彩的对话，而对话的核心恰好就是知才用才，兹录如下：
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谕之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黯曰：“臣虽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犹以为非。愿陛下自今改之，无以臣为愚而不知理也。”上顾群臣曰：“黯自言为便辟则不可，自言为愚，岂不信然乎！”（《资治通鉴》卷一九）
当司马温公以如椽之笔记录下历史中的这一幕时，不知道他老人家是否会为自己的生花妙笔暗自得意许久。汲黯锋芒毕露，盛气逼人，仿佛出手即是雷霆万钧的降龙十八掌；武帝则谈笑自若，从容应对，好似以太极拳将对手的招式化解于无形。二人的个性面目在你来我往的四句话中完全展露了出来。武帝更是当着群臣的面，将自己的人才观和盘托出，其思路的奇迥超俗，行事的倜傥不羁，即使千载之下的今天也让人耳目一新，玩味再三。以笔者的陋见，汉武帝“笑而谕之”的那句话直可与数百年后魏武帝曹操的《求才三令》相抗垒。不知是不是冥冥中的巧合，说出如此坦率而又充满霸气的话的两位君主，他们在位时的朝廷都是人才济济，群英荟萃，死后又都被冠以了“武帝”的谥号，而且都在后世享有骂名。唯一不同的是后者将其观点笔之成文，布告天下而已。当然，其留下的“把柄”也就更大了点。至于汲黯，也许他永远也无法理解汉武帝的想法，武帝评其为愚，实在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汲黯的悲剧再次很好地诠释了“性格即命运”的真理。造成其凄凉结局的不是他的忠直刚正，而恰好是他的刻板狭隘。但包括张汤在内的当时身处朝堂之上的公卿大臣们，又有几个真正领悟到了武帝这句看似脱口而出的话呢？很显然，史书告诉我们，他们似乎都没有做到。
元狩五年（B.C118），汉武帝借机任命汲黯为淮阳太守，明为倚重，实为贬斥。对此，黯心知肚明，远赴楚地，也就等同于被宣判了死刑。他的身心将如槁木死灰，不可复燃矣。汲黯到任淮阳，从此再也没有返回过都城长安，十年后，死于任所。可是事情并未结束，武帝“流放”了汲黯后，居然很快对张汤也动手了。元鼎元年（B.C116）冬，十一月，“上以汤怀诈面欺”，逼其自杀。汉武帝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话：“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聪明如张汤者恐怕根本就没想到政敌的死亡也预示了自己大限的到来。至于后世那些以道德批判作史论的大人先生们就更无法参透其中的玄机了，他们大概只会板着一副说教的脸孔，不切实际地给人乱扣上一顶顶帽子，在发表一番迂腐的高论后洋洋得意地踱着方步离去。而这一切都无损于汉武帝鉴别人才、使用人才、驾驭人才的高明。
老子云：“治大国如烹小鲜”，关键处就在于分寸的把握是否到位。不可太咸，也不可太淡，不能过火，也不能夹生，功夫的诀窍全在于平衡。武帝正是这样一位十分优秀的政治厨师。按照头脑早已被礼教浸润改造了的人来看，耿介如汲黯者，实在是朝廷上不可或缺的砥柱之臣，是激励臣民效忠帝王的榜样，绝对的正人君子，皇帝不仅要用，而且还要重用大用。张汤之流则是狡猾多智，曲意逢迎，深文周纳的奸邪之徒，标准的酷吏，人主不仅不能接近，更应该惩罚制裁，杜塞其仕进之途，以期化成天下。总之是两者只能用其一，要么君子在朝，要么小人当道，没有丝毫的折中。正如《读孟尝君传》中所言：“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殊不知，所谓的君子和小人，往往是儒生们给他人率意贴上的道德化标签。富含的是感情，缺失的是理性。而真相恰好相反，“君子”的汲黯和“小人”的张汤犹如天秤的两端，表面上看相互排斥，实际上却互为制衡。前者可以督率风气，但太过迂直，不变通，因此不可让其处理日常繁难的事务。后者才干杰出，雷厉风行，实为行政人员的首选，但往往心机过深，容易窥探人主隐秘，以谋私利，故不可让其权势过盛。二者之间此消彼长，只能并举，不可偏废。一旦打算弃用其中一个，那么也意味着另外一个失去了价值，必须废除。不然一枝独大，势必会产生反噬，危及君权，动摇神器。尽管武帝过河拆桥般的人才观，颇显得刻薄寡恩，但是不得不承认，历史与现实的经验说明了善意往往都是一厢情愿，于事无补的。治国理政如果只凭借个人的好恶，依据善恶忠奸、君子小人之类的道德标准来做判断，那么结局的一败涂地必是情理当中的事了。须知，人类生存的世界，过去是复杂矛盾的，现在仍是这样，将来依旧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