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据我所知，作家们写作都要避开纷扰，也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海明威、村上春树是早起的鸟儿，劳作到中午，后半天做各种运动和参加社会活动。奥尔罕·帕慕克认为生活和写作一定要分开，他特别害怕家庭的琐事损害他的想象力，在美国期间，他和妻子只有一个公寓，生活和写作只能在一个地方，于是他每天早晨都跟妻子告别，仿佛去上班一样，离开家门，走上几个街区，然后再回来，就仿佛去到了办公室。这种特殊的心理非常有趣，您写作是什么样的状态？
莫：前些年我的规律是这样：上午吃过饭，先出门走一圈。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回家写作。中午吃过饭，又出门走一圈。有时候大夏天我也会出去走，是顶着烈日。这两年有些调整和改变，中午会躺一会儿。然后再活动一下。不顶着烈日走了。
说个不是笑话的笑话。有一次酷暑季节，烈日当头，我中午出去散步。结果一个摩的司机拦住我，让我坐他的摩托。我说不用，他就在身后跟着。因为他觉得不可思议，大中午的，谁会发神经在烈日下散步呢？所以锲而不舍地跟牢了我。后来我干脆告诉他，我是专门出来走路的，就是他倒贴我钱，我也不会去坐他的摩的。他这才罢休。当然仍然不解，但总算不再跟着我了。
你刚才说到海明威，我记得有篇文章介绍说海明威为了使自己的文章写得简练，经常站着写作。其实我的体会是，未必是为了简练。前两年我自己也经常站着打字，但不是为了文字上的简练，因为文字上的简练是一种功夫，是一种境界，这不是站着或者坐着就能解决的。我之所以站着打字，是因为整天坐着，把人都坐瘫了。我换一种姿势，有利于身心的健康。我有个特别明显的感受，天冷时候，坐着打字，一会儿你就会觉得冷；但是站着打字，你不觉得冷。
魏：您的报告文学《中国第一路》、《一号文件》等作品都被评价为“用双脚走出来”的作品，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不能用更省力一些的方法去实现一部作品吗？
莫：这个问题提得好。谁不想省力？如果省力能够实现目标，而我不去做，那我就是傻瓜。问题就在于，有些力气是不可省也不能省的。我有个观点，作家在青年时代，比的是灵气和技巧。但是越走向成熟，灵气和技巧的作用就会越朝后排。这时候，生活积累够不够，就成为完成一部作品、尤其是完成一部大作品最重要的支撑了。如果说不断学习是作家应当具备的基本秉质，那么了解生活，认识生活，同样是作家必备的秉质。我注意到有很多当初非常出色的作家，如今写出的作品却差强人意。你能说他的技巧和文字不如从前了吗？能说他的谋篇布局的能力退化了吗？不是的，关键是他已经没有了生活，已经只能靠自己碎片式的生活和碎片式的记忆来写作品了，所以写出来的作品就缺乏了扎实和鲜活。无论何时，有足够的生活积累，写出的作品才会像枝叶繁茂的大树一样充满活力。
魏：您一直努力与最基层的生活保持着联系和沟通，我理解这是您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写作需要。
莫：对。我认为这对于一个作家是非常重要的。
魏：关于作家的生活积累问题，我还想问，人们不是经常都在讲生活吗？拿陕西来说，每年都组织那么多的作家深入生活，您觉得这还不够吗？
莫：当然不够。因为我们组织的生活都是走马观花式的。在某种意义上，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式的。站在单位和社会层面，这样做无可非议。是积极的，正面的，有益的，至少它是一种健康的倡导和引导。但如果你真的想写出好作品大作品，那就不能满足于这样。应当更深入地走向基层生活，走向更具有质感的生活，而不是依靠材料和文件上的生活。
魏：您认为作家应当直接下到基层去生活吗？
莫：这倒不一定。作家必须有基层生活，这是前提和基础。但是怎样获取基层生活，这需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做出选择。我自己更多地是通过采访，而且是那种多侧面的采访去了解一种生活，我认为这比单纯浸泡在某一种生活中更重要。毕竟作家积累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和开掘。如果就事论事地去深入生活，那就成为一种单纯的形式和过程了。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真正的作家不仅要重视深入生活，而且要懂得如何深入生活。当一个作家以自己独有的眼光走进生活时，他会发现许许多多对旁人似乎毫无意义，而对他则极富震撼的内容。应当看到，深入生活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只有主客观都具备了相应的素养，具备了相应的能力，深入生活才对写作具有决定性意义。
我还想说的是，走向生活不仅可以让你了解到生活，让你有东西可写，让你写出的东西有鲜活灵动的质感。同时还能够帮助你提高水准——我这个水准不仅是指文字的水准，表达的水准，更指对事物的认识水准。作家自身水准的提高，自身境界的提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同时决定着一个作家的高度。
魏：刚才我们说到的脱离生活的状态，眼下也存在于一些影响力比较大的作家身上，有些名作家与普通人的生活出现了隔绝状态，这种姿态无疑削弱了他作品的魅力。有时候我读到一些作家的作品时，常常有困惑，这样的作品也叫做好作品吗？这样的作品也能够叫做深刻地反映了历史或者现实吗？听您刚才的谈话，我个人有所领悟。恐怕造成这种状况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家在创作这些作品时，原本就缺乏生活。结果写出来的作品就像我们常常说的那句话：干货太少，水分太多。
莫：是这样的。眼下这样一种情况还比较普遍，而且我觉得不仅仅存在于一些已经成功了的作家身上，也包括一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作家，同样存在这种现象。
魏：关于生活和艺术的关系，前辈评论家胡采有一本专著，叫做《从生活到艺术》。
莫：这个题目起得太好了，也太到位了，从生活到艺术，一语千钧，非常到位。
魏：您能结合您的写作经历谈一下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吗？或者生活与作家写作的关系，与作家成长和成熟的关系。
莫：1990年我写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第一路》，当时我在铁路上工作，最初我是遵命去写的，写大秦铁路的修建。但是采访中，我渐渐地掂出了这条铁路的分量。原因就在于，当时我的采访不仅是采访铁道部层面，而且是采访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这样一种层面，于是采访本身就推促着我，也帮助着我逐渐站在了一个比较高的层面上去看问题，我就理解了为什么中国要十万火急地修建这样一条铁路，又为什么说修建这条铁路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我有个感觉，我们不少作家都很敏锐，甚至很尖锐，但是如果敏锐和尖锐不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层面来认识和理解问题，那么这种敏锐和尖锐就不仅无益，甚至往往有害，有时候会一叶障目，甚至陷入自我的小世界中。当一个人站在全局的层面、总体的层面去了解和认识一件事物时，那种感觉和你站在一个狭窄的巷道中是完全不同的。你就会去掉心浮气躁，去掉偏激极端，进而变得客观和理性，就会实事求是。这样一种境界写出来的作品，和不具有这种境界的人写出来的作品是完全不同的。
魏：您说的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层面来认识和理解问题，很有点儿跳出庐山才能看到真面目的感觉。
莫：尤其是处理大题材时，不能只局限在自己的眼光看问题，要有综合考量问题的水准，站位一定要高。这些都是一位作家需要终生去追求和提高的。而这种提高不能仅仅依赖书本，它更多地来自于生活。生活是艺术的源泉，生活还是艺术的基础。
魏：我阅读您的作品时，常常产生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陈忠实老师评价您的长篇报告文学《一号文件》时说的，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而且具有史料价值。其实这样一种感觉在阅读您的《中国第一路》等作品时同样存在。我注意到，无论《文艺报》还是《陕西日报》，都刊发出专版来盛赞《一号文件》。仅《光明日报》就先后发表了四五篇评论文章。我很想知道面对这些热评，您心里怎么想？
莫：说实话，这算不得什么热评。和70年代末我发表《窗口》比较，现在的热度连当初的五分之一都不到。这和时代有关。认真说起来，70年代我写的作品根本不成熟，今天拿出来看都让我脸红。但那是从“极左”路线统治下刚刚走出来的中国，是中国文学的解冻期和复苏期，那时文艺生活太贫乏了，所以往往一部小说能够红遍全国。现在时代不同，大的环境不同，文化氛围不同，有些小说鼓足干劲地去炒作，也炒作不出那种效果。所以没有那么热是正常的，也是自然的。既然这算不上热评，那我也没有什么可振奋和激动的。环境常态，我个人的感受也就是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