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写作是门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这其中，好故事、好语言、好人物，都很重要。许多热爱写作的人都在探索，这几个要素中什么是最重要的？
莫：我觉得都最重要。
魏：这在逻辑上不能成立。什么事情都会有表象和本质的区分，也会有轻重缓急的区别，还会有关键和一般的匹配。
莫：理论上应当有主次，但是在艺术创作上很难分清。假定小说要有一个好的故事是最重要的，这应当成立，没有故事确实不行；但是反过来，没有好的人物，好的故事靠什么来支撑？再进一步，就算有了好的人物，如果没有好的语言，你靠什么把这个人物托举给读者？所以好故事，好人物、好语言、好情节，甚至好细节，都不可或缺。
魏：您的意思是一部优秀的小说应当是一种整体综合，应当“综合构筑，整体形成”。
莫：对。就像一位美人，你说她身上什么最重要？是眼睛还是嘴巴？是鼻子还是身材？其实都重要。如果五官什么都好，可她就是没有头发，是个秃顶，她还算得上大众眼里的美人吗？所以你说的这八个字“综合构筑，整体形成”很重要。
魏：这么多的要素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兼具，成为他的艺术素养，这并不是件容易事。应当怎么样做到这一切呢？
莫：我觉得还是要依靠学习，依靠勤奋。勤奋是敲开艺术殿堂的最好法宝；多写是写好作品的唯一途径。
魏：如果多写、勤写就能当作家，那和您刚才说的必须有生活来支撑不是相悖了吗？
莫：没有呀。我说依靠学习和依靠勤奋，首先是从写作的技术层面上说的。比如语言，比如如何谋篇布局。这些都要靠写作实践来领悟、来促进、来成熟。一个作家没有这些，根本不可能成为作家。应当说具有这些本事已经很了不起了，已经撑得起作家这块牌子了，但是仍然有局限。局限就是只能写自己所知道的生活。而每个人的生活再丰富，也仍然会有局限。如果要突破这种局限，还需要不断学习。技术层面的知识当然也要依靠勤奋学习，而视野和境界层面的拓展就更要依靠勤奋学习来获取。前面说过，正因为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熟悉的生活，所以作家早期是可以凭借才气取胜的。你有你的大学生活，我有我的军队生活，在这种时候，谁的写作技巧娴熟，谁的文字语言好，谁就可以胜出。但是当写作度过了最初的阶段，尤其是当原有的生活积累呈现出资源枯竭的状态时，靠技巧和手法就难以为继了。我有个观点：作家和作家比拼到最后，比拼的不是单纯的技巧，不是人们常说的手艺，而是生活。这包括通过生活逐渐提高起来的理解事物和认识社会的综合能力和综合水准。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功夫在诗外。
魏：此前我注意到有不少人总结说：单有技巧和才华不能铸就大师。看来确实言之有理。我还注意到，有些作家初期的作品细腻、高洁，让人感动，但功成名就之后，作品中那些质朴和真挚的亮光突然都蒸发掉了，气质也变了味道。
莫：按理说一个作家应当越写越好，但现实中越写越糟的情况也同样存在。
魏：我还注意到，不少作家的文风会随着阅历见识等发生相应变化，比如老作家韦君宜的作品，客观地说，她早期的作品我基本没有看到，但“文革”后她写出的作品，一读就被吸引，而且是一种被深沉厚重的东西所吸引的感觉。我想这一定和她饱经历练和学识渐增密不可分。我也注意到您的作品同样有明显的变化，早期的长篇小说《远山几道弯》中，除过有对小说表达内容的选择外，还有对自己运用艺术手段营造氛围的选择，可以看出来，那时候的作品故事性很强，可读性也很强，这都是很突出的优点；现在您的作品中，似乎更注意了从容和自然。您现在的文章里几乎没有了任何刻意的技巧和渲染，一切都是从容地开始，淡淡地道来。但是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您对自己的文字要求得更加严谨，书写的内容也更加宏阔和严肃，不知道您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更不知道这是您无意识地流露还是主动地追求？
莫：谢谢你。确实没有想到你看得这么细。我近期的长篇报告文学《一号文件》和早期的长篇小说《远山几道弯》都是写农村的，但是文风和视野上有着很大的不同。《远》书尽管对社会和历史同样有着透视和剖析，但远远不及《一号文件》广阔和深入。当然，这也与文体有关。《远山几道弯》是小说，而《一号文件》是报告文学，它们的载体不同，承载量和承载的品质也就不同。但总体上说，如何加大承载量和强化承载品质是我主动的追求。当写作写到一定阶段时，我越来越觉得应当抛弃那些浮层的功利，力求尽到更多和更大的社会责任。要把作品写得更好。这更好不仅指艺术性，也指思想性，包括可读性，我觉得这些都是形成艺术作品的共同要素，缺少哪个都不行。我对自己的终极要求是，力争写作品时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我想这也是许多作家都在追求的境界。每一位作家在写作的初期，都可能有一些难以逃脱的适应性，这些适应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但都是为适应读者，适应舆论，适应市场，甚至适应庸俗和恶劣，但是越写到最后，就越会向往一种境界。我觉得，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作家们应当追求的一种大境界。
魏：我知道您是“老三届”知青。当下有不少老知青，老红卫兵都在反思自己“文革”中的行为，有的还为自己当年的错误行为进行忏悔。我注意到这种忏悔的现象以前有，但比较少，近几年却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潮。而您早在30多年前，早在“文革”刚刚结束的1980年，就在《鸭绿江》杂志上发表过一部短篇小说《人》，全部内容讲的都是忏悔，我读过这篇小说后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您很有前瞻性。不仅是题材的前瞻，而且是思想的前瞻。
莫：当初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大家痛定思痛，写揭露和控诉内容的小说比较多，写反思、尤其是反思自己行为的小说比较少。我这篇《人》是属于反思自己行为的。题材和思想是不是具有前瞻性我不敢说。只能说它比较早地接触了这样一个题材，比较早地涉入了这样一种领域。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位学生对老师的忏悔，也是一个人对自己错误行为的忏悔。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一个感恩，一个忏悔，这两条太重要了。不具备这两条，一个民族就注定不可能崛起。就算崛起，也是单纯的物质崛起。没有精神的崛起，物质崛起最终还是会崩塌。
魏：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您这篇小说所写的内容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
莫：小说本身是虚构的。但它与真实的生活密切相关。因为我自己的生活中确实发生过一件伤害老师的事情。“文革”结束后，有关忏悔这个内容，我一共写过两篇文章。另一篇不是虚构的，发表在90年代初，题目就叫《忏悔》，内容同样是写对一位老师的忏悔，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完全真实的。
魏：您能不能更具体地说说这件事？如果不方便就不说。
莫：没有什么不方便。“文革”中我曾给一位老师写过大字报。写这份大字报的过程比较复杂，是几个学生聚在一起写的。诚实地说，当时至少在心理上，我是非常别扭也非常被动地加入到写这份大字报的行列中的，但无论如何，我参与了写这份大字报，事实上就伤害了老师。更要命的是，这位老师一向待我很好，深受我的尊敬，这就让我内心尤其不安。何况我心里很清楚，大字报上的内容全都是恶意捏造和无中生有的。所以“文革”一结束，我首先就写了《人》这篇小说，以后又写了《忏悔》这篇文章。这两篇文章，都是我真实心声的流露。
魏：为什么不先写真实的，而要先写虚构的呢？写真实的不是更好吗？
莫：生活的为难就在于事情都不可能依照着自己良好的愿望去做。如果写真实的，就会牵涉到我的好几位同学。那同样都是我的好朋友、好同学。如果早早地、在人们对“文革”尚有切肤之痛的时候抛出它，很可能我在回赎自己灵魂的同时，又不自觉地会对这几位同学造成伤害。
魏：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文革”是模糊的。据我所知，2013年10月，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作为48年前北京八中“造反”的学生领袖、革委会主任，曾组织批斗了校领导、老师和同学。48年后，他带着深恐“去日苦多，有话不说就太晚了”的急迫心情，发起了一场道歉会，向那些曾经被自己行为伤害过的老师和同学们表达忏悔之情。他的举动，受到来自各界的惊呼和热议。陈小鲁说：“对待自己的错误，无非就是几种，一个是否认，一个是忘掉，一个是推脱，还有一个是反思。”这四种方式，前三种是常见和多用的，正因为如此，反思的行为才弥足珍贵。
莫：同意你这个说法。我写《人》这篇小说，是忏悔，也是反思。这篇小说是30多年前写的，发表后我手里的刊物被人借走，以后就再也没看见过这篇小说。直到前两年，延安作家史小溪告诉我，他手头有一本保存了30多年的《鸭绿江》刊物，上面有这篇小说。这使我喜出望外，当即开口向他要。感谢史小溪，他很痛快地把这本杂志送给了我。我拿回家后迫不及待地重新翻读。一边翻读，一边感慨万千。如果不是当时写下它，许多“文革”的情况不说忘却，但至少是疏淡了。
魏：我注意到，现在有一些人为“文革”叫好，其中甚至有一些年轻人。您怎么评价“文革”？
莫：“文革”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大灾难，对中华民族是一场大浩劫，这一点恐怕凡有点儿头脑的人都不会否认。不过我想暂时不由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我说“文革”不好，马上会有人怀疑我是个“文革”的受害者，是站在个人的角度来评价“文革”。如果事实证明我不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们会继续怀疑：虽然你不是“文革”的受害者，但你是今天的受益者，你是在狭隘地捍卫你自己的利益。假如都抱着这样一种态度来讨论问题，讨论就失去了严肃性，变得像是个人之间的纠缠。其实“文革”究竟是好是坏，根本用不着我们这些人去说，那些更有资格说话的人早已经都说了，而且言之凿凿地反复说了。
魏：您指的是哪些人？巴金或者其他人吗？
莫：不是。我指一些地位和身份更重要的。比如林彪，他毫无疑问是“文革”的得宠者和受益者，甚至是“文革”的施虐者和施暴者。作为“文革”最卖力的干将，也作为“文革”中晋升上去的党的副统帅，他甚至被直接写进党章成为了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下转至第A11版）
11：
（上接第A10版）
不仅如此，彼时全中国没有人不知道他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没有人不知道他“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活，领会最深”。单纯从现象上看，林彪也确实拼命为“文革”叫好，说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可是他内心深处对文化大革命的真实评价是什么？后来那份秘密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一公布，直接就给了大家当头一棒。应当说，无论从阅历、资历、地位，包括对全国总体情况的了解和把握上，林彪对“文革”的认识无疑比普通百姓全面和透彻得多。他对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真正动因，使用的手段，造成的后果，远比一般人看得更深刻也看得更清楚。《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份供大家批判的文件不是今天才下发的，而是毛泽东在世时亲手签发的，虽然这份纪要的直接拟稿人是林立果，但它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出林彪对“文革”全面否定的态度。一方面，林彪是个地地道道的野心家和阴谋家，是个政治品质极差的人；另一方面，他也确实是个极有才能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个能够相当深刻地看出党和国家存在着的各种问题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对“文革”的看法难道不比今天一些从皮毛上找着一点儿现象就为“文革”唱颂歌的人更清醒、更深刻、更犀利、更有价值？当时党和政府中，除过林彪外，再就只剩下一位老革命家周恩来。周恩来无论革命资历、所处地位，包括分析事物的眼光和水平，我们谁能比？周恩来对“文革”又持的什么态度？是拥护吗？如果是拥护，为什么他在被推进病房做最后一次手术时，要让护士专门去把邓小平找来，拼着全身力气说：“小平同志，这一年多来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为什么周恩来已经病重到那样一种程度，江青等人仍然不依不饶地要“批林批孔批周公”呢？如果周恩来这样一位人民的好总理对“文革”同样持的是否定态度，那我们又有多高的水平、多了不得的学识、多深邃的思想和眼光来肯定“文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