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先生与古籍整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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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先生与古籍整理
发布时间:2016-04-28         来源:古籍研究所 作者:吴敏霞    访问量:7864次  分享到:

2016年4月15日,是任继愈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纪念日,本人有幸应邀参加了“永远的怀念――任继愈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深切缅怀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任继愈先生。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典籍文献和金石文献。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存典籍文献有22万余种、5000万余册;金石文献数不胜数。这些典籍文献和金石文献的内容包罗万象,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及人类文明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紧紧围绕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宗旨,在整理和出版古代典籍文献和金石文献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为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和繁荣发展我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值此之际,我们非常怀念为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任继愈先生。

任继愈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等研究领域有极为深厚的造诣。同时在古籍整理方面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就此作一略述。

任继愈先生治学严谨求实,特别注重对古籍资料和新发现考古资料的利用和整理。以整理《老子》为例,他曾四次对《老子》进行注解翻译: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他为教学方便,将《老子》翻译成现代汉语,称为《老子今译》。第二次是在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期间,在翻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老子今译》进行修订,称为《老子新译》。第三次是20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发现大量帛书,其中有《老子》甲、乙本,是西汉时期的版本,通过对照通行本,任先生又做《老子全译》。第四次是20世纪90年代,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老子》甲、乙、丙本,是战国时期的版本,以通行本为底本,任先生又对《老子》进行第四次翻译,称为《老子绎读》。四次对《老子》的注解与白话翻译,体现了任先生对新发现资料的重视和合理利用,也体现了任先生治学的严谨态度,值得后辈学习。

在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委员期间,1982年,任继愈先生向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提交了“关于影印汉文《大藏经》的设想”的建议,认为“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直没有一部完整的有权威的佛教全集。迄今世界上还以日本《大正大藏经》为权威版本。我国学者每当在使用《大正藏》时,心中总有说不出的沉重。其实,《大正藏》中不仅错误很多,即就所用参校版本也并不完善……为了维护民族荣誉,为了促进学术繁荣,更好地利用我们的遗产,有必要编纂一部完善的汉文大藏经”。议题获得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的认同,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这部浩大的古籍整理工程,因卷帙浩繁,整理难度极大,耗费十余年时间,得以完成,主要归功于任先生的坚持不懈和正确指导。这部大典曾荣获国家优秀图书奖荣誉奖、第一届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一等奖等,对于佛教的发展以及哲学、历史、民族、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国际关系等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堪称历史文化的瑰宝。在此基础上,任先生又组织编纂《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将正编未收特别是新出土新发现的新资料,加以较为完整地搜集整理,总字数约2亿6千万。本人有幸参加了这一重大工程,负责其中的《冥报记》、《法喜志》、《玄奘三藏师资传丛书》、《善女人传》、《诸天传》、《寺沙门玄奘上表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以及《阿弥陀经》原典及各种疏解,共计70余万字,为《中华大藏经•续编》的编纂出版贡献了一份力量。

在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期间,任继愈先生看到浩如烟海的古籍藏书,萌发了编纂一部现代大型类书的想法,他认为,“我们是具有高度文明和文化传统的民族,要多出有用有价值的图书占领文化领域,以振奋民族精神”。于是,1988年,国家立项编纂《中华大典》,共计24个典。《中华大典》是一部中国历代汉文字古籍的新型类书,也是一项规模大、难度高的古籍整理工程。在任先生的主持与指导下,已陆续完成。相信这部大典将成为有史以来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惠及子孙后代。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是1910年清政府学部从敦煌押运进京予以收藏保存的资料,历二百年,从未进行大规模整理。2006年,在任继愈先生的主持下,整理出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被提到议事日程上,并列为重大古籍整理项目予以实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是迄今为止披露敦煌遗书藏品最大最全的一部大型图录,共收16000多件,是敦煌学研究、中古史研究、文献学研究、宗教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正如任先生在序言中所讲“整个中华民族遗产比敦煌遗书不知要丰富多少倍,只是由于人为战争和自然灾害,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因而敦煌遗书更加珍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历经千劫百难,屡踣屡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不承认它有根基深厚、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我们出版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敦煌遗书,是为了把有用的珍稀文献公诸天下,为新中国,为全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有的衰落,有的不复存在,只有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古而不老,旧而常新。”既强调了整理出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重大意义,也体现了任先生对整理历史文献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任继愈先生对于古籍整理曾有许多论述:

关于古籍整理的意义问题,任先生说:“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将迎来有史以来的又一轮文化高潮。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承前启后,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时代需要我们做资料工作,为后来的文化发展做准备,这样我们的责任就非常的重大。”

关于古籍整理的使命问题,任先生说:“每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都要给自己的专业定位。我们这一代人正处在为文化建设积累资料、整理资料的时期……真正反映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辉煌成果、传世的伟大思想体系的出现,要有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一有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环境,第二有充足的资料积累,第三有卓越的思想家群体……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自己给自己定的任务是做文化资料积累工作。”

关于古籍整理工作人才问题,任先生曾在一次古籍整理出版会议上说:“古籍整理工作既难学又枯燥,愿意坐冷板凳、不计待遇报酬、甘愿奉献的青年越来越少,后继乏人的困境越来越严重。领导部门要为从事古籍整理的人开辟一条绿色通道,使他们安心工作,生活上足以养家糊口,劳动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理解,他们就会从所从事的专业中得到一些精神安慰。”“重大古籍整理项目的实施,一定要注意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出人才比出成果更重要。”

关于古籍整理成果考核尺度与标准问题,任先生说:“现在通行的衡量工科、理科的量化尺度不适用于选拔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人才,这一点无可争议。”

关于重大项目问题,任先生说:“重大的项目,没有十来年难以完成。越是重大项目,越需要集体协作。”

关于少数民族文字的古籍整理工作,任先生说:“少数民族文字的古籍整理有待加强,缺了这一部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就不全面。这一部分不研究,也难以看清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长期共存、互相交融的特色。”

正是由于这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任继愈先生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挚爱,对于中国未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希冀,对于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关爱,使他对于古籍整理工作及古籍整理工作者,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与精力,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