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思想上早有准备，但是猝然得知忠实兄的离世，还是愕然，还是震惊。
愕然和震惊之余，不知该说些什么，只能久久地无语！
在陕西文学界，我和忠实兄算是走得比较近的同辈作家之一。究其原因，一是新时期文学发轫，我们是同时起步的，这就天然地存在着走近的机缘。二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对人对事的看法基本一致，性格上比较投缘。除此而外，我们共同的工作是写作，也有一些共同的朋友，这就无形中创造出许多接触的机会。记得前几年一次春节聚会，人很多，忠实兄上台讲话，提到了诗人子页和我。提到我时他有褒奖，但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这么多年来，莫伸一直把我叫忠实兄。我比他大几岁，他这么叫我亲切，也合适。”
所以，我还是以兄相称。
和忠实兄交往约四十年，想写和可写的东西太多了。但许多话需要沉淀后慢慢说，我还是从距离最近、他患病的这一段说起。
在此之前，至少近二十年了，我们——包括忠实、子页、商子雍、商子秦、朱文杰、冷梦、陈若星，年轻的张金菊、张艳茜以及其他行业一些说得来的朋友们，每年总要在一起吃吃饭，见见面。一般聚会是由我出面召集，聚会的次数依时间、人员和具体情况而定。但是2015年，是我和忠实兄四十年交往中见面最少的一年。
大约是2015年元宵节过后，张金菊依惯例打电话给我，说春节过了，大家是不是应当聚聚了？我说好呀。别人估计没问题，忠实兄的时间比较紧，你先联系他。过了一会儿，金菊又打来电话，说陈老师身体不舒服，不能参加了。我问是怎么回事？金菊说详情她也不清楚，陈老师只是说他口腔出了些毛病，过一阵等身体好些了再聚。
那时，说过也就带过，没有往心上放，只以为是普通的小病。
不料这一等，从此再没有了机会。
真正知道忠实兄患的是重病，是去年下半年，张艳茜告诉我的。张艳茜说陈忠实的病不是口腔溃疡，而是癌症。我大吃一惊，当晚就给省作协杨毅打电话询问。杨毅是作协机关的干部，也始终默默地兼任着忠实兄的“秘书”和“司机”，他对忠实兄的情况知道得最清楚。
杨毅说忠实兄患的是舌癌，目前病情不太好，正在化疗。
我问杨毅：他现在说话怎么样？
回答：还可以。就是人瘦得很，体力不行。
我问杨毅：这两天我去看看他，你觉得怎么样？
杨毅犹豫了一下，说：最好再过一段，等化疗这段时间过去。老陈这一段时间心情不好，不想人去看他。
我默然。也理解一个人这时候的心境。
再下来，我把忠实兄患病的情况告诉了好友王海江。王海江是原陕西省医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也是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心地善良的作家。得知陈忠实患了这样的重病，他很吃惊也很沉重。当晚王海江给我打来电话，说他有位同学，是西北地区治疗这方面疾病的权威。“需不需要把忠实兄的病情告诉他，必要时帮助出些主意。”
我说好吧，我可以转告。
放下电话，我却没有转告。忠实兄得了重病，大家都为他担心，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具体到怎么治疗，这却不是个简单事。他的夫人，他的儿女肯定会比别人更多地了解病情，也一定比别人思考得更扎实更周密。就一般而言，我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去干扰。
但是心里却总是放不下这件事。
翻来覆去地滚沸了几天，我还是给杨毅打了电话，将王海江的意思告诉了他，同时请他选个适当的时机，不仅征求忠实兄本人的意见，也征求忠实兄家属的意见，是否需要？
杨毅说：放心。我会的。
接下来，日子缓缓的却又是匆匆地流逝。转瞬就进入了2016年。此间我和妻子去广州带外孙。春节前夕，杨毅突然打来电话，说忠实的病情还是不好。经过全家人商量，准备咨询一下王海江和他的专家朋友。
我当即给王海江打去电话。
电话打去，很快就有了回音。两天后的晚上，王海江给我打来电话。电话中他语气凝重，说：“莫伸，我把情况告诉你，你听了不要沉重，有些事情不是人力所能挽回和改变的……”
此前，我的内心里总是还抱有一丝缥缈的幻想，期望着在现代化的医疗手段和权威专家的治疗下，能够出现奇迹。但是海江的话使我明白了，这是不能够的。
那天晚上，我吃了两片安定入睡。
这之后，春节来临。
大年三十晚上，问候祝福的微信和短信不断。我一边看着央视的春晚节目，一边应酬不及。完全是鬼使神差，我突然想到，应当给忠实兄发个短信。
说起来难以置信，我和忠实兄交往这么多年，也经常发短信，但是过年过节却从来不发。短信是一种文明，也是一种礼貌，我自己的理解是：任何事都要适度适宜，对社会应酬很多的人来说，不必要麻烦自己也干扰别人。
但是2016年的开年第一天，我却总觉得胸里堵着件事，总觉得心里不安宁。于是给他发了一条短信。这是我们交往四十年来，我第一次给他发的问候和祝福。这条短信至今保存在我的手机里，内容是：忠实兄，今天是2016新春第一天，我在遥远的广州为你祈福！衷心祝福你诸事顺遂，健康平安！莫伸
当天晚上，我正陪着小外孙看电视，突然手机响了，一看来电显示，是陈忠实。
我急忙接起，话筒里他的声音稍有艰困，但仍属正常。
他说：莫伸，你是在广州过年？
我说是的。
他说：你的短信收到了。咱互相拜个年。你在那边还好吧？
我说很好。忠实兄你最近感觉怎么样？
他说：还可以。就是还在治病。嘴里难受得很。
我心里有些酸楚，想问他吃饭如何？嘴里痛不痛？眼下能不能自由行动？等等等等，千言万语，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停顿了一下，我主动说：“忠实兄，我祝你一切都好。你要应酬的电话很多，咱们不多说了。挂电话吧。”
他说：“好。莫伸我也祝你一切都好。”
这是我们最后的交谈，也是我们各自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一个月后，我回到西安，想抽时间去看他，于是给杨毅打去电话。问忠实兄病情如何。杨毅说：不好。他现在还是化疗。化疗一阵，恢复一下身体。再继续化疗。
我问：其他方面呢？
他说：也不太好。最近他说话特别吃力，连我有时候都听不太懂了。有时候他说话我不明白，他还着急。脾气也变得比较燥。
我问：这时候去看他，你觉得咋样？
杨毅没有吭声，片刻，口气很为难：好像不合适。他现在瘦得很，没力气，也不想见人。
我没有再说话，放弃了去看他的想法，心里隐隐地期望着还有一次机会；又隐隐地感到恐怕再不会有机会。一股说不出来的情绪笼罩着我，放下电话，足足有十几分钟，我呆坐不动，觉得心里很堵，很乱，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时间在继续往前走，每天都忙忙碌碌的。4月23日晚,我刚从台湾回到家，又接到老朋友、宝鸡市作协主席景斌的电话，说他们的大型丛书《宝鸡文学60年》已经出版，定于29日开会，希望我能参加。于是28日晚上乘高铁匆匆赶往宝鸡，进到酒店已经是半夜11点了，景斌、渭水、广汉几位老朋友抓紧时间说话。仿佛冥冥之中互有默契，说话的主题竟不约而同地指向忠实兄的病情。
第二天早上即将开会，景斌先去安排各项事务，我和徐岳、冯积岐在屋子里说话。突然手机就响了，是景斌来的。我急忙接通，景斌的口气一听就不对：“有个不幸消息，陈老师可能不在了。”
我吓了一跳，急忙给杨毅打去电话核实。电话只响了第二声就被接起。我还没有开口问，就听见杨毅在哭。
杨毅说：老陈走了。
我问：什么时候的事情？
杨毅说：刚才。七点四十五。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说什么也显得多余。杨毅还是在哭，说：老陈现在还在床上。
老陈走了，生活还在继续，《宝鸡文学60年》发布会也按原定时间开始。景斌走上台主持，第一件事是向大家宣告了这个消息，是哭着宣告的。他提议：会议议程改一下。第一项，全体起立，为陈忠实的逝世默哀。
大家全站起来，低下了头。
宽阔的大厅里，黑压压地站起来一片人。那一霎间，我心里突然有一种感觉：这么多人，在百公里外，没有任何人号召，没有任何人组织，完全是自发地为忠实兄的去世而悲痛哭泣，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忠实兄作品的魅力！更说明了忠实兄做人的魅力！
忠实兄，你走了，走得安详而平静，却让我好凄凉，好孤独，好寂戚！
2016年5月4日星期三凌晨
（原文刊登在《西安日报》2016年5月6日5版专题报道）
链接：http://epaper.xiancn.com/xarb/html/2016-05/06/content_42481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