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西安解放前的那段日子，这座千年古城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不仅城中秩序混乱，而且人心也在迷惘中挣扎。在历史的大江大河中被洪流裹挟着的人，要在这场生存与毁灭的对决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尤其是知识分子。
1948年12月，在西安苦心经营12年的胡宗南眼看大厦将倾，准备放弃西安溃逃，但胡宗南军在逃离西安时，打算留下一座“荒凉的废都”给解放军，他们不仅要破坏陇海铁路、大华纱厂、西京电厂等公共设施，而且要带走西安各界名流雅士，胁迫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等大专院校迁往四川。
面对着敌人疯狂毁灭西安的阴谋，民众团结起来保卫西安，师生们也联合起来阻止胡宗南迁校。针对国民党四处散布共产党的污蔑之词，西安市工委的同志对共产党的政策进行了宣传，大量印制了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和毛泽东、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等，通过多种途径向各个地方传达，让民众了解真相，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与拥护。这些资料在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中张贴了数日，一拨一拨的学生围在布告栏前面观看，他们读得热血沸腾，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令人惊奇的是，竟然没有人撕扯这些资料，它们就一直在那里供人阅读。
当时，张禹良负责大专院校的工作，他依靠西安各大高校的党团员和进步学生，由学生自治会发起反迁校运动。学生自治会向广大师生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指出国民党的政权即将走向毁灭，跟着国民党是没有出路的，师生们只有进行合法的斗争，团结起来反对迁校，才不会让国民党的阴谋得逞。在这期间，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的校园“民主墙”上，张贴了许多反迁校的标语，提出“学校留则存，迁则亡”等口号，激发学生们护校热情。各个高校的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奔走相告，让全校学生联合签名反对迁校，同时也组织校内外知名教授出面振臂高呼，对学生的运动进行呼应。还组织师生罢课，显示他们反迁校的意愿和决心。最后绝大多数的师生都加入到了反迁校的斗争中。
但是，以胡宗南为首的西安绥靖公署和高校的有些人则主张把学校迁往四川，并煽动一些落后的师生闹事，设立了“学生登记站”，让愿意迁校的学生前去登记，企图瓦解师生。他们还采取所谓民主投票表决的方式，让师生“自愿”迁校，企图去拉拢更多的落后学生，抵制反迁校运动。
师生的反迁校运动轰轰烈烈，但是敌军特务仍在监视着学生的一举一动。为了瓦解反迁校运动，特务把一些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列入了黑名单，伺机暗杀，校园笼罩在即将来临的腥风血雨之中。为了保护这些学生，西安市工委迅速地将学生秘密送到了解放区。从1948年的年底至翌年春，一共组织了大专院校进步学生250余人进入解放区。
各大院校迁校没有成功，解放大军又逼近西安，胡宗南部队惶惶不安。1949年5月13日，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董钊以集训为名，把各大高校的学生编成四个总队，命令学生携带行李，必须在5月17日以前到各大队报到，然后随军出发。他们诱骗学生进行登记，如果学生不同意登记，就威胁要停止伙食，还要开除学籍。为了反对集训，西安各高校的党组织领导学生进行了反集训斗争。当时，西北大学是第一大队报到地点，特务来来往往，公开监视学生的活动。他们还收买一些学生，让他们赞成集训。
但这些高压政策没有让进步的学生屈服。学生在“民主墙”上发表了反集训的各种观点，批驳了那些赞成集训学生的言论。还有一些学生摇摆不定，不知该如何选择。在接受了宣传教育后，他们也站到了反集训的阵营中。为了防止国民党强抓学生，共产党让学生分散隐蔽，在校外住宿，学生吃饭时有人在校外放哨，只要董钊的军队一来大家就跑。在三天时间里，各大高校的学生所剩寥寥无几。董钊看到这种情况后，只能缩减总队，最终前去报到的只是极少数学生。5月17日，胡宗南军队溃逃离开西安时，只有一两千名学生被集中起来南迁汉中，但是军队从子午峪到达汉中的路途中，很多学生趁机逃走，到了汉中的时候，就只剩下数百人，被编入第十八绥靖公署干部训练团。绝大多数学生都留了下来，满怀欣喜地迎接西安解放。
1949年5月20日上午11点，解放军进入西安城，西安和平解放！次日，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受到了民众热烈欢迎。西安街头鞭炮声声，民众纷纷带着慰劳品前往解放军的驻地，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以及西北农学院留在西安的学生们都齐集街头热烈欢呼，见证了西安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广大师生和胡宗南的军队斗智斗勇，才让迁校和集训的阴谋未能得逞，才让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等大专院校完整地保留下来，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立下了赫赫之功，培养了众多人才。
韩红艳，文学艺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原文刊登在《西安日报》2019年6月20日8版西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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