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肇始于黄河流域中游，精密论之，则起源其上的重要支流。沿着陕西大荔县附近的三河交汇之地向北上朔，至陕北定边县的白于山，有一条黄河重要支流名叫洛河。因与发源于陕西蓝田县，在河南巩义注入黄河的南洛河有别，又被命名为北洛河。这条河流穿越陕北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两大中国重要地理单元，在其之上及两岸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发展、交流的黄金水岸，民族历史的文化走廊，近现代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对于这样的河流应有属于它的文学作品。晚近由柏峰所著的《千水万壑走洛河》即是展现这条黄土高原上的河流史诗与壮歌的文本。
柏峰以文艺理论批评见长，又擅长于散文创作，因此，在这部描写河流文明的著作中，他以散文随笔方式触摸华夏文明的历史根基，钩沉中华历史文化遗迹，展现中原农耕民族与边地游牧民之间的战争和贸易，在史与诗的双重叙述里将这条来自黄土高原的河流从远古蒙昧时代带到现实社会之中，不仅实现了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交相辉映，也做到了史论与诗情相得益彰，展现出大河文明里波澜壮阔的一幅浑厚的中国文化图景，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首先，作者书写洛河的历史人文地理时竭力突出黄土高原与黄河交融而成的华夏文明景观。相比较其他作家以黄河干流或整体作为自己的写作对象，柏峰另辟新径，从黄河一条重要支流的历史发展中折射黄河流域中游是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与文明起源区域的观点。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千水万壑走洛河》书名中一个“走”字意味着这是一部以作者的行走与记叙而建构起来的散文作品。柏峰从洛河所处的自然地理和环境入手，勾勒洛河流经地域多样的地貌和丰富的人文历史、支流样态，以及灾害情况。在他看来，黄土高原上的台原阶地是中华文明肇始地，这里不仅土壤疏松便于垦种，而且台原阶地更有利于水资源运用，又可避免水患侵扰。甜水沟遗址上的大荔人头骨证明了北洛河流域是人类文明重要源地，石椎舂米工具证实了粟乃北方黄河流域的主要粮食作物，乃至甜水沟生长的大量蒿、藜、菊等草本植物，洛河流域1963年发现的华县老官台文化，1973年发掘的沙苑遗址都印证了文明曙光较早辉映在洛河的水波里。白水仓颉庙里的仓颉造字台、沮水河畔的黄帝陵、洛河注入渭河、黄河时形成的三河交汇时产生的传说中的河图洛书，以及“三河一山”华夏民族文明轴心地带均证明：这条奔腾在黄土高原腹地，宛转流入关中平原的黄河支流洛河是中华文明的根与脉。就此而论，柏峰铺展开来一轴680公里洛河自然人文地理与文化遗存绚烂画卷，谱写了一首波澜壮阔的流动史诗，不失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也为讲好黄河故事提供了一个典型范本。
其次，《千水万壑走洛河》着力表现在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相互推移中，所形成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历史。长城是洛河这条河流上最璀璨的明珠之一，历来匈奴、党项、蒙古人等不同族群在此杀戮与交往，从而使这片亦耕也亦牧的土地充满血腥，也散发着狂热与激情。因此，长城是中国历史大熔炉发生融合与裂变最激烈的区域，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在这里区分了中国的湿润与干旱地区，形成了农耕与游牧两种不同生产和生活方式。今天在历朝历代累积而拥有的43721处（座/段）长城景观遗存，分布在中国15个省的404个县，洛河流域自古就是天然国防线，柏峰描述了沿洛河而行的魏长城、斩洛与秦长城以及明代的墙，不同时期洛河流域的长城遗址构成了黄河流域绚丽多姿的边城与农牧交叉地带文化。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了瑷珲—腾冲线，划分出我国西北与东南地区，费孝通则用“多元一体”理论阐释了中华民族结构格局和历史发展规律。毋庸置疑，整个亚欧大陆的历史基本模式是由农耕与游牧文明的碰撞、迁徙、交流与融合而形成，柏峰深刻领会这一点，他以铁边城、统万城展示匈奴和党项族的存在，以定边的“定边营”和洛河源头的“石涝池堡”作为明代长城遗址印证诸多关于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互相融合发展的讯息。
《千水万壑走洛河》还是一部历史与革命的双重变奏曲。柏峰从已逝的古芮国刘家洼文化遗址上凝视青铜器，他描绘的钟、鼎、簋、盘以及编钟等青铜器精美得让人叹为观止，青铜器上的铭刻无不证实了古芮国都邑存在的可能性。如果再向渭北群山望去，只见在洛河半环形湾怀抱里，以此排列着唐玄宗泰陵、宪宗景陵、穆宗光陵、让帝惠陵、睿宗桥陵，这五座唐帝陵即是半部唐代史，预示着大唐王朝从盛唐走到中兴，隐喻着大唐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风貌，也凝结着唐代高超的绘画艺术和精巧构思，如今都在夕阳晚照下，生发出无限的黍离麦秀感。然而，柏峰并没有完全停留在历史里，他还将洛河放置在近现代中国革命风暴和现代化发展视野里去审视，于是便有：渭北高原上的蒲城是我国近代著名水利学家李仪祉故乡，李仪祉修建关中八惠水利、兴办中国现代水利教育，最早提出运用系统思维方式进行黄河生态治沙、治水的鸿鹄大论。在洛河的河流里，还有红军长征落脚点的吴起，永宁山刘志丹故事传颂的地域，《西行漫记》作者斯诺留下的深深足迹，著名作家丁玲描绘的洛河两岸的急行军记忆，爱国将领杨虎城的诗歌绵延永长。无疑，在这部散文随笔里，作者以沟通历史与现实的眼光，实现了古今文化交融的创作理想，从而谱写出一曲悲壮且雄浑的洛河历史与革命交汇的乐曲。
而如果从艺术特色方面讲，《千水万壑走洛河》更是史诗与史论的完美结合品。在这部以史料、史实、史识见长的作品里，我们深切感受到柏峰渊博的知识，开阔的写作视野，驾驭史料的能力，从《山海经》里的白于山记叙，《水经注》里的沮水描述，到《史记》《左传》《荀子》《晋书》《三国志》《新唐书》等历代史书关于洛河的记载，以及《草原帝国》《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等汉学家论著的借鉴引用，都可见柏峰在写作这部作品时，调动了多年的知识储存。正因为如此，才觉得他在阐述洛河流域的关学文化时，充盈着浓厚的哲学味、深邃的学理性，从韩邦奇、韩邦靖到王建常、李元春，柏峰描绘出群星灿烂汇集在洛河流经的繁荣文化现象。
更引人注目的是，大量诗词歌赋的运用增添了作品浓郁的文学性。不论唐代大诗人杜甫在洛河流域的诗歌创作，还是岑参在仓颉庙吟出的“野寺荒台晚，寒天古木悲”的诗句，抑或是清代大诗人屈复的咏史、羁旅诗，都能感受到柏峰以诗歌为洛河建构起一条文学的河流。历史需要文字记载，诗歌记录下历史沧桑变化中文人深切的感受。不惟如此，作者的叙述语言本身就是诗化的，“有瀑布自天际而来，飞玉溅珠，银河倾泻。山坳峪深，密林幽幽，枯木野藤，山岚锁谷，紫气缭绕。”这样的语言有诗情澎拜，有绘画般的空间感。毋庸置疑，柏峰将史实、学理、诗情杂糅在一起，为读者捧出了一道丰盛的文化大餐，于是每当我们读到“那天，血红的残阳烧起了漫天的红霞，黄土高原上那萧萧的白杨树在山风的吹拂下，飒飒作响”的句子时，便滋生出一种深重的历史沧桑感，感受到作家一颗跃动的诗心在洛河上飘散，那是一种文明交响曲里史与诗的天籁之乐音。
刘宁 文学艺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原文刊登在西安新闻网2021年12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