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陕西日报》第03版要闻发表了对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党斌研究员的人物专访——《党斌：择一事 终一生》。
5月6日，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办公室，党斌正坐在电脑前对一块唐代墓志拓本图版进行释录和点校。对陕西出土唐代墓志的研究是党斌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他主持的《陕西新出唐代墓志整理与研究（2007—2020）》也获批为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们得先通过实地调研和文献查检的方式，掌握陕西境内出土唐代墓志的总体情况，才能开展进一步的保护、整理、研究和利用工作。该项目的最终成果可以为唐史研究提供一个搜索资料的便捷途径。”党斌说。
党斌是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副主任，已经在古籍整理行业深耕了15年，先后负责和参与了《陕西古籍总目》《陕西碑刻总目提要》《陕西金文集成》《陕西古代文献集成》等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重大项目。
中学时，党斌就对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2000年，带着对历史的热爱和对十三朝古都的向往，党斌从山西太原来到西安，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就读。
大二时，党斌接触了一门叫做“历史文献学”的课程。该课程由文献学专家贾二强教授授课。课堂上，贾二强提到：“文史研究的首要工作就是阅读文献、利用文献。因此，文献学是文史治学的基础，得其门径，才能做好深入研究。”党斌记下了老师的话，也认识到了文献学在做学问时的重要作用。“考研究生时我专门报考了历史文献学专业，成为了贾老师的学生，开始系统地学习文献学和古籍整理的知识。”党斌说。
研究生期间，在黄永年、贾二强、周晓薇等古籍整理界前辈的教导下，党斌不仅学到了古籍整理的专业知识，也看到了老一辈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2007年研究生毕业的党斌坚定地迈入了古籍研究的殿堂。“我记得研究生毕业时我投了3份简历，全是与古籍整理相关的单位，最后顺利入职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党斌说。
古籍整理研究所还具有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的行政职能。刚入职的党斌就得到了难得的机会，先后参与了几个古籍整理重大项目。2007年是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规划进行的第二年，由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策划、组织、实施的《陕西古籍总目》《陕西碑刻总目提要》《陕西金文集成》等三大项目同步推进，古籍办、古籍所的工作人员齐上阵，党斌也迅速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实地调研、搜集资料、书稿编纂……项目实施的每一个阶段党斌都参与其中。
为了摸清陕西境内现存古籍的情况，党斌和同事们跑遍了每一个县，走访了县里的图书馆、档案馆、文物局等，为了寻找一通石碑翻山越岭都是很常见的事。党斌开玩笑说：“作为山西人，山西的很多地方我都没去过，却跑遍了整个陕西。”
在负责《陕西碑刻总目提要》项目的过程中，党斌对碑刻文献产生了浓厚兴趣，便将此作为自己的重点研究方向。2014年至2021年，除完成自己承担的省古籍整理重大项目任务外，党斌利用空余时间，完成了《民族·盟约·边界·战争：陕西出土宋代墓志辑释》的著述。这是一部关于陕西出土宋代墓志的系统性文献整理成果，其中收录了陕西境内出土的宋代墓志近150种。“两宋时期，国家政治、经济中心已经向东南地区转移，陕西出土的宋代墓志数量不多，在学界的关注度也较低，但宋代墓志是陕西文献资源的重要部分，吸引更多的学者关注陕西宋代墓志，研究宋代陕西历史、文化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党斌说。
一本四百页的书，花了7年才最终完成，这是古籍成果出版面临的现实。“古籍所的前任所长吴敏霞说过，做古籍整理要甘于寂寞，任何学问都是从不会到会的过程，只是古籍整理要经历更长时间的学术积淀。”党斌说。近日，随着《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的出台，古籍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让古籍上的文字活起来”指日可待。
“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所学和从事的工作结合起来，同时这份工作是自己的兴趣所在，这样的机会是很难得的。我十分珍惜，也会坚持做好古籍整理的工作。”党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