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春节，在刘文西、王金岭、刘保申、茹桂等十几位书画家参加的笔会上，刘保申、茹桂（他们都是我在美院附中和美院国画系上学时的老师）等说:“人家把我们的书画拿去卖钱，我们为什么不能搞一个组织来研究书画，梁鑫哲你来办。”我笑了笑没有出声。
后来，这话传到了时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郭琦先生的耳朵里。有一天，郭琦院长找我到他家问我:“有没有这件事，你为什么不办？”我说：“怕占用我的时间搞研究。”他说:“省社科院是有权聘研究员的单位，你把他们召集起来，我们发聘书。”郭琦院长提出让我负责一定要办好，还建议选人要看实力，不要论职务和职称（后来就选了傅嘉仪和田文虎两位没有学历的老师参加），挑选十几位陕西省书画界有真才实学的中青年书画家组成“陕西中国书画艺术理论研究会”。郭琦院长还让我看了王子武给他画的代表作《曹雪芹》。
随后，在省社科院外宾接待室，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研究会领导成员：郭琦院长任名誉会长（1990年郭琦院长去世后，由陕西省委原秘书长何金铭担任名誉会长）；我任秘书长；郭崇武担任办公室主任；王金岭、李世南、刘文西、茹桂、梁鑫哲5人任理事；马云、王金岭、王西京、田文虎、李世南、刘文西、刘保申、江文湛、茹桂、胡树群、张之光、钟明善、郭全忠、傅嘉义14人为研究员。
受郭琦院长委托，我还专程去深圳面见了王子武先生。后来的活动中，研究会就又增加了王子武、王有政、张振学3位画家。
1990年，研究会在丈八沟宾馆召开了成立大会。当时陕西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章泽出席，省委书记、省长都委派省委和省政府办公厅人员出席并讲话。省厅级以上18位负责人和全省书画界、新闻界300多人参加，我作为秘书长主持了会议。会后，《陕西日报》、省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了陕西研究会成立的消息。
1992年3月，我主编出版了《陕西中国书画艺术理论研究会作品选》画册第一版。该画册收录了包括我在内的马云、王金岭、王西京、王炎林、刘文西、张之光、郭全忠、崔振宽、钟明善、茹桂、江文湛、傅嘉义、田文虎14位书画家的作品，每人入选7幅。后又主编了《书画论丛》论文集。
有一年，在王金岭工作室，我看到他的日记式短文，都是他绘画的点滴体悟，我认为很有价值。在张之光工作室，我又看到张之光边画边在画旁注上画的方法和过程的文图集。他说：“你是第一个读者，也是最后一位读者。”我问为什么这么说，他说:“不准备出了。”那时，我脑海里就产生了编一本中国书画文集的想法。我设想，不求文字多好，只求记录下来书画家在书画学习和创作过程中的真实体悟。这样一个人一个方面，36个人就比较全面了。看完书搞后，我感到中国画最重要的程式的表现分量还不够，又请郭崇武老师转告西安美院国画系刘永杰，让他就中国画程式写一篇文章。最终，这本文集收录了36位书画作者就自己对中国书画在应用科学领域的体悟作了深刻的研究和论述。
当时由于我忙于其他工作，就请一位大学老师和两个大学生负责校对，结果出现了书画专业术语方面的错别字，导致没有在全国发行，使我留下了终生遗憾。可是大家都感到了这本书的价值很高，美院国画系将其作为教材，三千册陆续销售一空。
1998年，河南美术出版社著名人物画家李柏安先生在张之光处找我商量编辑出版《长安十家》画册，他们挑选了长安10位有代表性的画家，除我以外还有王金岭、王有政、王炎林、江文湛、刘文西、张之光、陈光健、郭全忠、崔振宽9位画家入选（以姓氏笔划为序）。经过一年多时间拍照、编辑和设计，《长安十家》画册于2000年正式出版发行。可惜的是，在编辑期间李柏安同志不幸去世，后改由河南美术出版社社长黄思源任该画册主编，河南美术出版社负责出版。画册出版后获得很大成功，在北京图书展销会上被征订一空，最后只拿到50册，连原定给入选画家每人100册个人卷都无法满足。
河南美术出版社为了表示感谢，邀请刘文西、王金岭、张之光和我4家人前往九寨沟和青城山参观釆风。在返回的火车上，刘文西对我说：“有两件喜事告诉你。一是国家很快要出100元人民币新币种，上面的主席像是我画的；二是我准备搞一个“黄土画派”，你来做黄土画派研究员兼秘书长，在西安美术学院设一间办公室，从陕北调回咱们一个学生做秘书。”我问:“都有谁？”他讲了之后，我说:“我们这个五六十岁的年纪拿起刀子就要见菜，这可不是办美术学院，除了王有政其它人我都没听过，我考虑考虑。”
当我正在考虑此事之时，收到了黄思源社长6页纸的长信。他在信中说，出版社准备投资40万元出版一本8开精装《长安画派》画册，希望我写两万字的序。信中还谈到了许多长安画派的成绩和它在全国的影响。此信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启发，我想为什么不能总结一下长安画派成功的天时、地利、人和的经验和它产生的历史根源、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于是，我就申报了《长安画派研究》省级课题，并被批准立项。因精力有限只得忍痛割爱，刘文西所说的“黄土画派”的事情就搁浅了。
在《长安画派研究》这部书形成之前，虽然有一些报道和纪念文章见诸杂志和报端，但还没有任何一本系统研究和总结长安画派的书出版。《长安画派研究》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明确了长安画派在解放以后中国画发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提出了传统派和学院派的论述，把长安画派归类于传统派，刘文西等归类于学院派。
长安画派之所以获得成功，一是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即“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在这个思想的指引下，长安画派先后办了10多次传统书画学习班，石鲁认真研究了作为中国书画艺术基础理论的为数不多的著作石涛《学画录》，以及他提出的“一画说”。同时，石鲁也根据自己的体悟另外编写了一本《学画录》，提出中国书画的意、理、法、趣。同时，他也提出对待外来艺术要“以我为父以它为母，生出有自己面貌的孩子作品来。这是化学反应，而不是物理反应，不是嫁接上去的。”观点。石鲁《学画录》丰富了中国书画的应用科学理论，为学员打下了坚实的传统笔墨和理论基础。同时，石鲁还挑选了6位画家作为长安画派的骨干成员。
之后，石鲁、赵望云又在“一手伸向生活”思想的指引下，先后与6位画家一起多次深入陕北、关中、陕南山区写生。他们的作品既不同于传统书画，也不同于解放以后学院派书画，画风面貌焕然一新，既有传统笔墨的功底和西画的底子，又有深入生活的新鲜感受。他们在北京举办了一个写生展，轰动中国画坛，被同行誉为“长安画派”。
在撰写《长安画派研究》一书的过程中，我吸取了《书画论丛》论文集的教训，54万字的书先后校对了8次，直至现在都没有发现一个错别字。为此，我特别感激何金铭秘书长为本书写序时，多次认真看稿兼校稿所付出的心血。我还记得，一天上午，何金铭秘书长来电话说:“我上午没有公事，想到你们那儿看看，顺便商量一下书画研究会的事。”我赶紧打电话让在附近的几位书画家赶过来，一起商谈了一个上午。会后，何金铭秘书长、时任省社科院院长赵炳章、副院长李平安、省社科联秘书长李震东和陕西中国书画艺术理论研究会部分书画家及办公室人员合影留念。
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际，刘文西又和我一起商量准备成立“西部画院”。对西部每一个省挑选2位画家，陕西力量比较强，可选7、8位。这样20人以内，外出采风写生和出版画册都比较方便。刘文西执笔，当写到我的名字时他说:“你那名字也太难写了，几个金几个吉，好像很爱钱似的。”我说:“那是我爷爷在排位上都写好了的，孙辈男女出生后对号入座。你空着我来写。”我又加写了宁夏的胡正伟和王子武、李世南以及我自己的名字。其它每一个省还缺一个人，我们准备去写生时再考察挑选。就这样，《长安画派》选6个人，《西部画院》选20个人，就可以把西部的风土人情、地域风格创作得更好一些。
另外，我们曾19次应邀前往国内名山大川写生采风，并前往8个国家参观交流研究中西历史文化以及书画的异同和特点，为中国书画事业的发展和创新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应邀前往太行山南脉深入生活写生，出乎意料之外，北方竟有如此美妙的山水风景。刘文西因病刚出院，竟激动的忘了拿拐杖，用照相机拍了起来，急得夫人陈光健大喊：“拐杖!拐杖!”经过10多天的采风，山中清新的空气竟也使刘文西的病情大大好转了。
在前往法国、瑞士、意大利、韩国和澳大利亚等8个国家访问、参观的过程中，我们不仅了解了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山水风貌和历史文化，亲眼目睹了世界级名画，也更加了解了西方书画艺术的历史变迁和发展方向，使我们在继承中国传统绘画的基础上，对探索吸收外来艺术之优长为我所用深受启发。
前些年，省政协的同志请我和刘文西、陈光健、刘丹一家人在西安美院门口荞麦园饭店吃饭时，刘文西风趣地说:“你把长安画派写得那么厚，将来把黄土画派写得比那还要厚。”我笑着说:“将来我要写《刘文西的创作道路和他的学院派教学体系》，不仅厚，而且还要是八开的文图并茂的精装大画册。”
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年意气风发的这些艺术家们，有的已离我们而去，有的年迈多病不能创作，我自己也因身体原因力不从心，刘文西生前嘱托我的遗愿，一直没有实现，只有留给后人完成了。时光荏苒匆匆而过，空留许多遗憾在心中。
近些年，因种种原因，我对研究会的事情也无暇顾及。2020年底，在我的建议下，省社科院重整旗鼓，组建人马将陕西中国书画艺术理论研究会重新打造，我很欣慰，让我又看到了希望。我相信在省社科院书画艺术中心现任班子的共同努力下，能够接续传承我们为之付出一生的成果和经验，希望现在的省社科院书画艺术中心继续担当起繁荣和发展陕西书画理论研究的重担，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