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采访吴敏霞研究员-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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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采访吴敏霞研究员
发布时间:2022-05-23         来源:宣传信息中心    访问量:2315次  分享到: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5-20

发掘碑刻文献中的文化基因

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碑刻史料的发现与利用所产生的“新学问”常常给学术界带来惊喜,社会史、经济史、地域史、民俗学、人类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总能从自己的研究视角发掘出新的资料。我国古代对碑刻文献的研究,主要见于古代金石学和地方史志各类著作。从学科史角度考察,真正意义上的碑刻文献整理与研究,是伴随着器物学、古文字学而产生的,传统称之为金石学。加强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是一项重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作。

系统梳理碑刻文献古籍遗产

碑刻即镌刻有文字、图案的碑石。碑刻的形制大致有碑碣、墓志、造像题记、摩崖石刻等,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碑刻文献记载了地方建制更替、社会变迁、民生风俗、教育发展、建筑修建、宗教兴衰等一手资料,对于历史研究具有补史之阙、正史之谬的重要价值。

就中国古代对碑刻文献研究的全局来考查,金石学研究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自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首开碑刻文献搜集、整理、研究之先河,历代金石学著述中,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碑刻文献资料,甚至有的书籍还辑录了一些碑刻的图像等。上述著述均有对陕西碑刻文献的著录和辑录。此外,以陕西碑刻文献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古代著述和古代编修的地方史志中,也有大量陕西碑刻文献资料。

“古代对陕西碑刻文献的著录,只占陕西古代碑刻文献中的极小部分,与全面研究陕西碑刻文献差距极大。”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吴敏霞介绍,石刻文献整理首先要坚持的原则应该是访求原碑,坐实碑刻所在之地,按原碑录文。

现当代对陕西碑刻文献的研究,是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兴盛而发展的。20世纪初中国考古学开始形成,经过长达百年的发展,至21世纪初,中国的考古事业迅猛发展,各类碑刻资料大量出土,碑刻的整理与研究成为一门显学。陕西是文物大省,碑刻数量居全国前列,其内容包罗万象,几乎涵盖了古代和近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堪称中国古代与近代史料,特别是陕西地域史料之百科汇典,对于历史研究具有重大价值。学术界高度重视,涉及陕西碑刻文献的专著和论文也不断问世。碑刻整理与研究蓬勃发展的同时,仍存在明显的不足,如尚无全面收录陕西碑刻文献的成果问世,对宋代以后陕西碑刻文献研究重视不够,文献准确性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关于陕西碑刻文献研究的一些成果,存在碑刻基本信息不够准确、图版模糊不清、释文断句存在明显错误等问题。

从文献发展的历史阶段来观察,碑刻文献处于以毛笔书写形成文献的历史阶段。其制作过程包括书丹、刊刻。书丹体现了写本文献的特点,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书体面貌。清代以前我国的书学主要是帖学,但东晋以来“二王”之帖真本逐渐散失遗落,宋代以来的《淳化阁帖》《大观帖》等原始本越来越少,翻刻本已尽失原帖的面目与神韵,这些都导致帖学式微。相反,碑拓则未经后世篡改,留存本真面目,因此乘势发展起来。至清中叶,碑学得到强盛发展,出现了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一批大家。《陕西碑刻文献萃编》所收录碑刻文献,自汉代以至明清,各个时期的文献均有,很好地展现了汉字在字体字形上的演变轨迹,对于古文字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内容方面观察,碑刻文献可以校勘或印证其他写本文献。从文体角度观察,碑刻文献可以丰富古代文学的体裁,增加碑志、造像记、买地券等文体。从语言发展角度观察,可以发现碑刻文献中产生的典故语言丰富了写本文献的词汇。

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新发展

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贾二强认为,新近出版的《陕西碑刻文献萃编》收录了陕西境内出土并藏于陕西的代表性碑刻,上起东汉、下迄明清,为多学科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学界反响良好。《陕西碑刻文献萃编》以严格的规范,记录了入选碑刻的名称、年代、形制等基本信息,并运用多学科的方法与知识对选录碑刻文献进行准确释文,又对前人成果中的释文疏失和不足予以纠正补订。在完成过程中,所强调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田野调查互证的“三重证据法”,对于古籍整理研究亦有方法论的意义。

由于陕西现存碑刻数量巨大,且不断有新发现或新出土碑刻问世,所以短期内无法完成一部“全集”。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王其祎表示,《陕西碑刻文献萃编》所选皆为陕西现存碑刻的原始文献之菁华,虽然体量仅为现存2万余种碑刻的1/25,但该书秉持精益求精的原则,注重全面考虑史料、书法、地域与形制等诸种因素,选录碑刻既具有代表性、又具有独特性。此外,《陕西碑刻文献萃编》中还录有诗歌、辞赋等文学作品,且多不见于传世典籍之中,这对于研究古代文学具有重要价值。

随着新的考古成果不断公布,一些重要的碑刻材料可能会被遗漏。吴敏霞表示,该书对所收录碑刻文献的释文,以准确审慎为基本原则。对于一些仅存剩余偏旁的残字,即便能据上下文推知的,也大多不作释文,这样的处理,虽然减少了主观上的失误,但也影响了释文的完整性。由于碑刻文献涉及内容广泛,释文后所加的按语,尚不能全面细致地反映碑刻文献本身的价值,这也是本书的一大遗憾。

碑刻文献由于质地坚固和流传久远,在文明传播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在新形势下,我们需要通过碑刻文献的古籍整理,发掘文化基因,传承好、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推陈出新,让中华文化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