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宇荣:中原五代兴衰的别样梳理——杜文玉《夜宴——浮华背后的五代十国》读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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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宇荣:中原五代兴衰的别样梳理——杜文玉《夜宴——浮华背后的五代十国》读后
发布时间:2022-11-03      作者:谢宇荣    来源:《陕西日报》    访问量:1075次  分享到:

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杜文玉先生所撰《夜宴——浮华背后的五代十国》近日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的促成之下,经过增订之后,已再版面市。该书最初由中华书局(2006)出版,第二年(2007)又在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繁体字版。尽管已历十余年之久,其影响力却仍不减当年。虽然是一本普及性读物,但有作者深厚的历史研究底蕴在,如《南唐史略》(2001)、《五代十国制度研究》(2006)等,故而该书“以史实为依据,无一字无来历”(该书《再版后记》)。因而“本书仍然是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只是在写法上有所变化而已”,希望读者能将它当作历史书来读,而非文学创作。

一、 以《韩熙载夜宴图》为切入点激发读者阅读兴趣。

《夜宴图》将韩熙载家宴场景描摹得引人入胜,是顾闳中精湛画技的展现。随着画卷的缓缓展开,家宴中的一幕幕接续呈现于观者眼前,似乎是要将观者带入这笑忘流年的现场。这样的感官体验,通过作者笔端,又让人萌发出一种亲切感。以这种形式作为本书的导语,无疑是高明的选择。更进一步,作者不限于对画面的解读,还将五代十国审美观念、绘画风格、画家技艺,乃至五代十国音乐史、舞蹈史、服装史、工艺史、风俗史等方面都通过该图娓娓道来。作者对《夜宴图》创作时间、传世藏品是否为原本真迹、同时期其他相关画作情况,以及故宫博物院所藏画卷由来都做了探讨,可谓面面俱到,拓宽了读者对《夜宴图》的认知范畴。

《夜宴图》的创作既由韩熙载而起,则韩熙载时任官职亦需厘清。时当韩熙载任中书侍郎的开宝前期,已是韩氏人生晚年。自入仕南唐后,韩熙载仕宦坎坷,这和他不惧权贵、狂傲不羁的性格有关。加之政局未清,韩熙载在苦闷难言之下,只好纵情声色。至于其纵情声色的深层原因,却说法不一。作者在第一版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做了增订和分析,认为《江南野史》《癸辛杂识》等文献所载“避祸说”漏洞颇多,韩熙载以声色自娱的原因实是其政治抱负和理想破灭后的无奈之举。李后主派顾闳中等人夜探韩府的目的亦非怀疑或监视,而是出于善意,“或欲重用,或欲促其有所改正”。

 此外,对于这场“夜宴”的参与者来说,也各有各的想法。当时,宋齐丘、孙晟等人无形中塑造出的南唐“党争”轮廓,使得韩熙载因为其政治立场与宋党对立,而被归入了孙党的行列。实际上,“韩熙载并无朋党”,以及孙党的主张较之宋党亦更具有积极意义。为阐明上述观点,作者对于两党成因及党争焦点、结局,都做了抽丝剥茧的分析。作者指出:“从繁荣文化的角度看,南唐有冯延巳这样的文学高手,可喜可贺;若从政治的角度看,南唐有冯延巳这样的宰相,则是最大的不幸。”而论及徐铉、徐锴、潘佑、李平等人,则关注点各有不同。最终,回到《夜宴图》中参加夜宴的韩熙载朋辈,谈及众多当时政治地位低下却淡泊名利、超然洒脱的人物,如李家明、德明和尚、舒雅等人,虽史载不详者多之,但从典籍中辑出的诸人蛛丝马迹亦是世变之下的一抹亮色,亦值得一提。

 二、 增补部分有助于读者更好理解历史背景。

五代十国的政治形势是唐末藩镇割据的延伸,故对唐末中央与藩镇关系的介绍有助于读者对历史事件予以连贯性把握。

比如朱全忠与李克用在唐末动荡局势之中,皆致力于扩大自身实力和势力范围。但李克用战略决策和用人上的失误,致使其内外树敌,故而在汴晋争衡中落入下风。朱全忠则在宦官与朝官的斗争中利用双方掌握了朝政大权,为称帝代唐做足了准备。只是,朱全忠创建后梁“既是其事业的顶峰,也是其事业滑坡的开始”。后梁存在了十七年后,河东势力(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便打开了新局面,这也是“沙陀三王朝”的开始。至后周世宗开拓进取却“出师未捷身先死”之后,五代在赵匡胤的手中结束。至此,作者通过时间线简洁明快地梳理了中原五代的兴衰,线索清晰,语言通俗,令读者观之畅快。

作者又指出:“这个时期的帝王与藩镇完全是一体的,并无根本的差别,全都出身于社会下层(除后唐庄宗李存勖出身于沙陀贵族外)。”士族衰亡,武夫任将相,因此这一时期是“武夫的天堂、文士的地狱”,而诸如韩熙载一类的士人只能南下为官,另谋出路。相对于北方而言,当时的南方已取得很大进步,比如闽国藏书业、吴越水利事业、蜀地文化事业等方面,都得益于这一时期南方诸国局部时间段的稳定,从而吸引着北方士人。

然而,南方诸国虽相对稳定,却也不免因为群驹争槽而有所曲折。更遮蔽我们的是南方诸国在后世的面貌,比如古今学者对吴越钱氏的统治多有溢美之词,这得益于钱氏和平归宋后统治阶层及钱氏后人对其所进行的形象构建。实际上,欧阳修就曾批评钱氏重敛等过失,只是后来又被后人以欧阳修与钱惟演的一段所谓“私怨”而掩盖了真相。故而作者在书中逻辑清晰地将此事来龙去脉加以分析,从而否定了“私怨”之说。

总之,虽然本书的撰写对南唐史实部分有所侧重,从而使得其在全景式描绘以达到整体叙事效果上或留有遗憾,但作者心中所葆有的对学术的敬畏和对读者的尊重,却无愧于本书所受到的关注。


谢宇荣, 古籍整理研究所

(原文刊登在《陕西日报》2022年11月02日12版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