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山四皓”作为一个特定历史人群，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其“隐士”身份。他们因在秦末汉初同隐商山、同出辅汉的历史事件中表现出的政治智慧，经过历代史论、文学层累的加工塑造，不断被赋予道德内涵，最终定型为特定的“隐士”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表征之一。
历史本事：“隐”作为“商山四皓”的政治智慧
“商山四皓”，早期亦称“南山四皓”，是以群体形式出现的历史人物。“四”者，指的是四位贤人，即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甪里先生周术。《史记索隐》引《陈留志》曰：“园公姓唐，字宣明，居园中，因以为号。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齐人，隐居夏里修道，故号曰夏黄公。甪里先生河内轵人，太伯之后，姓周名术，字元道，京师号曰霸上先生，一曰甪里先生。”他们并非来自同一区域，但秦末汉初之际皆在商山隐居，时年八旬有余，须眉皓白，故称“商山四皓”。历史上对“四皓”的称呼还有“四人”“四老”“四公”等，有时也直接用“商洛”指代“四皓”。
“四人”是“商山四皓”最早的称谓，他们的历史本事是作为张良事迹的陪衬载于《史记·留侯世家》的，继而被《汉书·张良传》沿袭。刘邦“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太子之母吕后向张良求助，张良说：“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建议吕后为太子“卑辞厚礼，迎此四人”。后来刘邦见到“四人从太子”，认为太子“羽翼已成”，终于放弃易储的想法。
据《陈留耆旧传》“圈公（东园公）为秦博士，避地南山，惠太子以为司徒”及其他史料，“商山四皓”隐居前的身份相同，皆为“掌通古今”的“秦博士”。《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言记载：“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而在解释“辟逃”刘邦之召时，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太子继位后要报答四人，他们又“不受而去”。
可见，作为刘邦看重、张良推重、太子倚重的“四人”，“商山四皓”之“隐”，在秦末是避“乱”之“隐”，在汉初是避“辱”之“隐”，在定储安邦之后是避“功”之“隐”。“隐”的行为蕴含着对时势的精准判断、对政见的委婉表达、对身份的自觉定位。所以在历史本事中，“隐”主要是体现“商山四皓”与张良类似的政治智慧。
文史主题：“隐”作为“商山四皓”的道德情操
道德情操是史论、文学歌咏赞叹的永恒主题。“商山四皓”历史本事的文本内容有限，恰恰为后世史论、文学对其进行形象塑造提供了深广的想象空间；他们在政治事件中所表现出的对名利的明智取舍，成为历代文人雅士津津乐道、孜孜以求的高风亮节。
《史记·留侯世家》《汉书·张良传》提到“商山四皓”“义不为汉臣”，而“上知此四人贤”。“义”与“贤”这种表现在政治方面的才能和品德，随着历史的演进，被后世赋予了更为充实的道德内涵。班固认为，四人“皆未尝仕，然其风声足以激贪厉俗，近古之逸民也”；扬雄在《法言·重黎》中以“四皓”为例，释“贤”为“为人所不能”，并将其归入“美行”之列；在《后汉书·郑玄传》中，孔融以“四皓”之“潜光隐耀，世嘉其高，皆悉称公”为例，解释“公者仁德之正号”，敬称郑玄为“郑公”。从“贤能”到“美行”到“仁德”，“商山四皓”的形象随着“激贪厉俗”的道德内涵的充实而更为丰满起来。
政治智慧与道德情操兼具，“商山四皓”成为历代文人雅士歌颂的对象是必然的。东汉崔琦《四皓颂》记载，“四皓”作歌明志，有“富贵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之句。三国曹植以《商山四皓赞》赞扬他们，“不应朝聘，保节全贞。应命太子，汉嗣以宁”的道德操守和历史功绩；东晋陶渊明以《桃花源记》抒发与他们“贤者避其世”的精神共鸣；晋皇甫谧《高士传》描述“四皓”“修道洁已，非义不动”，“深自匿终南山，不能屈已”；葛洪、陶弘景还将“四皓”纳入了道教神仙体系，这正是二人通过吸收儒家“忠孝”道德来完善神仙信仰理论的体现。
唐诗宋词中更不乏吟咏“四皓”的篇目。白居易尤其推崇“四皓”维护礼制的政治担当和功成身退的高风亮节，认为历史上的巢父和许由、吕尚和伊尹，都不及“商山四皓”的操守。李白则因“四皓”“归来商山下，泛若云无情”的达观洒脱，表达与他们“意气还相倾”的精神共鸣。宋代王禹偁撰《四皓庙碑文》称，“四皓”是“知亡”“知存”“知进”“知退”的“全德者”。明清时期以树碑、建庙、方志、民俗表演等形式为“四皓”歌功颂德更是蔚然成风，延宕不衰。
显然，在史论与文学层累性的塑造中，“商山四皓”之“隐”，是无为有为的贤德之“隐”，是利国利民的仁德之“隐”，是富贵不淫的廉德之“隐”。“隐”的行为被赋予了修身自重、清廉自守、淡泊自适等丰富厚重的道德品质。
文化符号：“隐”作为“商山四皓”的精神传承
围绕“商山四皓”的隐士身份与隐逸品格，除了史论与文学作品，历史上产生了一系列绘画、书法、雕塑、碑刻等艺术作品，大大丰富了“四皓”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同时，由于被赋予特定的精神含义，“商山四皓”以不可分割的整体成为隐士文化的特定符号之一。在中国学者看来，成为文化符号的“商山四皓”，是政治智慧和道德情操的象征，更是理想人格和精神抱负的寄托。
“商山四皓”的“隐”，上承“古之逸民”，下启后世历代隐士，无疑是隐士文化精神传统中的重要一环。依《小隐书》《新唐书·隐逸传》等典籍，在具备政治能力和道德操守的前提下，与朝堂仕途的距离决定了隐士的品类，有拒聘不仕者，有仕隐自如者，也有以隐图仕者。显然，“商山四皓”完美演绎了“泛然受，悠然辞”的仕隐自如的最佳状态，其生存方式最为古代知识分子所认可、推崇和效仿。
随着古代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文化发展趋势，“隐”的“定路岐”“正根宗”的政治意味逐渐淡化，而“标趣味”的文化属性得到更大程度的彰显。儒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担当精神，道家“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坦荡襟怀，佛家“四大皆空”“高蹈出尘”的价值取向，共同为隐士文化提供了丰沛活泼的文化源泉，构建出“隐士”文化兼容的基本生态结构。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还出现了为专攻术业而离群索居的人，一般也被视为“隐士”，其中不乏在文学、艺术、学术、科技等方面取得深厚造诣的事例，他们无疑也为“隐士”注入了文化内力。由上可见，“商山四皓”这一文化符号对于“隐”这一精神传统而言，是其必然产物，是其重要环节，也是其抽象表征。
在“商山四皓”从历史事件到文化符号的演变过程中，“商山”无疑是不可忽视的地域因素。习惯上，秦岭在陕西境内的区段称为“南山”或“终南山”，南山在商洛境内的区段被称为“商山”，“商山”是因其中一座形似“商”字的山而得名。早在春秋时期，通过穿越商山形成了一条连接陕西与湖北的交通要道，即商於道，秦时称武关道，唐时称商山道，如今泛称秦楚古道。如果说，“四皓”选择商山作为隐居地，是因为商山与秦都咸阳或汉长安城不远不近的距离，便于他们实现仕隐自如的目的，那么，秦楚古道作为连接政治、文化中心的重要通道之一，作为古代文人士子穿梭往来的必经路径之一，在传播四皓故事、演绎四皓文化、宣扬四皓精神方面无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商山四皓”作为独特的文化遗产，促使地处“秦楚古道”咽喉的商洛成为彰显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格魅力、精神境界的地域载体，为讲好商洛故事、讲好中华传统文化故事，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文化素材。对“商山四皓”文化进行系统、准确的挖掘整理，开发建设相应的文化品牌，为地区发展营造具有吸引力的文化氛围，可以说符合历史逻辑，也符合现实需要。因为，在“商山四皓”之“隐”这一地域性历史事件衍生出中华民族精神传统文化符号的历史过程中，本身客观地蕴含着一种历史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历史经验，从而也蕴含着其在当代不断取得新发展的现实可能性。
潘存娟，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原文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1月11日A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