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燕:路遥的“现实主义”-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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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燕:路遥的“现实主义”
发布时间:2024-01-31      作者:毋燕    来源:《当代陕西》    访问量:2529次  分享到:

1992年11月17日,以小说《人生》《平凡的世界》而享誉文坛的作家路遥,因长期的艰苦创作,积劳成疾,猝然离我们而去。30多年来,路遥的作品畅销不衰,依然为众多读者所共鸣,在各种年度畅销榜上名列前茅。而路遥“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创作精神更为时代所承扬。路遥的创作究竟蕴藏着一种什么样的奇特力量,能够引发起一轮轮的热议、热播和热映呢?

稍加回望,就会发现这种力量正源于路遥对现实主义写作丰富的可能性的执着探索,尤其浸润了深刻的反思精神,路遥对文学的时代力量、人性光芒以及读者期待的探索和呈现,展现出弘扬人文精神的宏阔气象。

“向前看”,激扬时代精神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中国文学颇为引人注目的时期,随着人们思想观念得到解放,文艺随之活跃并渐次复苏起来,“伤痕文学”率先回应了历史发展与社会心理需求。1977年《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引起了中国文坛的强烈反响。小说以批判与启蒙的态度通过文学揭露了文化专制主义对青少年造成精神和心灵创伤的社会问题,获得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1978年8月11日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发表于《文汇报》,这篇小说突破了之前的文艺范式,很快震动文坛,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随后勃然兴起。较之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在给人们带来身体和精神创伤的同时,更着意从政治、文化、历史多维度探究极左政治的根源,因而不再停留于表现“文革”的历史现实,更把目光投向1957年以来甚至是更早的历史阶段。

路遥  视觉中国/供图

在1976—1980年前半年这段时间,路遥的创作跟随着时代的“回望”潮流,先后发表了《不会作诗的人》《在新生活面前》《夏》《匆匆过客》《青松与小花》《卖猪》《姐姐》《月下》《风雪腊梅》,这些小说与彼时文坛主潮融契,坚持对文革的批判、讨伐,但却探索着有关个体生命价值的呈现,因此,路遥创作与社会文艺思潮发展之间形成了一种创作张力,最能体现的作品就是《惊心动魄的一幕》。这篇虽然还是当时走俏的文革题材,但叙事指向大异其趣,完全摒弃了当时文坛上涌动的批判、控诉与抱怨的悲戚,通过对县委书记马延雄的刻画,塑造出一个原来犯过错误,但在派系斗争中敢于舍生取义的老干部的肯定形象。这种迥异于时代流行的叙事思潮,体现出来的是思想的先锋性,因而在文坛曲高和寡,发表受冷遇也就在情理之中。从1978年到1980年初,这篇小说先后经过南方和北方的五个编辑部,都未能发表,当时路遥几近绝望,已经计划“随手一烧了事”。如果没有时任《当代》主编秦兆阳的慧眼识珠和极力推荐,就不可能出现路遥创作的柳暗花明。

显然,路遥所要解决的,“实际上是一个认识论和价值论问题,是文学和自我和灵魂和时代和人民的关系问题”。路遥在打破当时普遍回望历史批判时代的文学潮流中,努力在历史的钩沉中打捞时代精神和人性向善之光。秦兆阳撰文《要有一颗火热的心——致路遥同志》对其高度评价,“这不是一篇针砭时弊的作品,也不是一篇反映落实政策的作品,也不是写悲欢离合、沉吟个人命运的作品,也不是以愤怒之情直接控诉‘四人帮’罪恶的作品。”小说在获得“1979—1981年度《当代》文学荣誉奖”后,1981年又荣获“文艺报中篇小说奖”和“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小说的获奖,不但增强了路遥创作的自信,更坚定了路遥对体现生命温度的现实主义题材“向前看”的前瞻性叙事创作。

“写人生”,洞见人性之光

自《惊心动魄的一幕》到《人生》,路遥在探索中彷徨,在彷徨中来追寻着自己的文学目标。那么。路遥的文学目标是什么呢?这可以从路遥对于柳青的纪念文章《病危中的柳青》里寻到答案,即“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是有理由为自己已经创造的东西骄傲的:在我们已有的文学基础上,他自己新建筑起来的艺术之塔似乎要比他同时代任何人的建筑要宏大和独特一些……”《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于1980年,彼时各种思潮风起云涌,求“新”与“变”成为时代和文学观念的核心倾向,旧有的文学观念和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纷纷受到质疑甚至否定,其中就包括被路遥奉为文学教父之一的柳青。

话剧《路遥》演出现场  视觉中国/供图

路遥认为,文学不仅是时代的审美观照和文学记录,也是个体生命意义承载,更是自我价值的实现途径。路遥像牛一样的劳动,具有一种骑士的英雄主义品格和殉道者精神。针对社会上“柳青贬值”的言论,路遥义正词严地捍卫柳青的文学精神,并从自我的生命体验出发,认为当时文学创作中的人物多类型化、扁平化,缺少了历史的深刻性和复杂性,“这些作品很少例外地被分成好坏两种”,想“给习惯于看好人与坏人或大团圆故事的读者提供一个新的形象,一个急忙分不清是‘好人坏人’的人”。于是,路遥由创作初期对社会政治的依赖逐渐开始聚焦中国社会、中国农村的巨大历史变革,主张对历史、文化和个体生命的整合,将对宏大叙事与生命关怀双向平衡投射在《人生》的创作中。

《人生》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描写了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离开土地,又再回到土地的故事,为了表现个体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探寻,小说着意以高加林与农村姑娘刘巧珍、与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爱情故事,传递出了作者对于时代文化的思索。这篇小说的文学价值之一,正是塑造了高加林这个富有指向意义的当代农村青年形象。路遥把城乡交叉地带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典型环境来描写,呈现当时农民面临的经济上的开放与文化上的抑制之间的矛盾冲突。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多优秀的经典著作都是呈现的是交叉地带的生存之思,陀思妥耶夫斯基、司汤达、托尔斯泰、雨果等无一例外,他们展现的都是交叉地带各种文化、理念等的对立与矛盾。

从中国文情出发,坚守现实主义

20世纪80年代,许多外国文艺思潮涌进中国,各种创作手法和艺术技巧趋于繁密,现代主义、先锋派、意识流等方兴未艾。面对当时所谓的“现实主义过时论”,路遥依然坚持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写作,其作品自然有被归入另册之虞,《平凡的世界》(第一部)1986年发表出版后,在1986年12月29日至30日于北京召开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座谈会上,几乎遭遇到了全盘否定,评论家们表示现实主义写法行将死去,路遥的创作不合时宜。但是,即使这样,路遥也没有改弦易辙,他怀着深刻的民族自信和情感认同,从“人性观”和“读者观”出发,坚定着现实主义的创作信念。

选择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路遥是基于对时代思潮和艺术规律的把握,是一种现实主义精神的表征,寄托着路遥对现实一以贯之的关怀。路遥认为,新时期以来各种西方文学流派潮起潮落,其中自然不能抹杀其对中国作家创作的影响,但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和影响”,所以,最根本的还是不能“生吞活剥”,不能“数典忘祖轻薄自己”。路遥是在实事求是地对比了国内外各种主义和各种创作写法之后,才为《平凡的世界》选定了最为合适自己也最为适合题材的现实主义手法。路遥对文学艺术规律的认知是生发于对文学本体性的体认,其中对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充满理性的前瞻。“我的观点是,只有在我们民族伟大历史文化的土壤上产生出真正具有我们自己特性的新文学成果,并让全世界感到耳目一新的时候,我们的现代表现形式的作品也许才会趋向成熟。”路遥还结合拉丁美洲马尔克斯的创作,指出虽然马尔克斯也深受福克纳创作的影响,但马尔克斯能够从本土历史文化开掘,从而产生拉美文学的经典,反过来又赢得了欧美乃至整个国际的尊敬。

选择现实主义创作,路遥同时考虑到中国读者的实际需要。他认为文学作品是用来与读者交流人生感受及思想感情的,只有那些真正贴合生活靠近心灵的作品,才会赢得读者的共情与共鸣。路遥坚定不移地指出,“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

路遥探索着“有现代意义的表现”,他在坚守现实主义的同时,融合浪漫主义笔法,证实了“现实主义文学是一种永久的写作模式,而且,这种写作模式必将一直发展并不断更新”。《平凡的世界》不仅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出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同时以浪漫主义笔法将对宏大社会的批判叙事与个体生活的理想诗意交织在一起,展现了人类对于美好情感的不懈追寻。《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够常读常新,其力量正源于这种温暖人心和契合时代的艺术力量。

柳青曾经说过:“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身处时代变动的大潮流中,路遥用自己的文学实践致敬着自己的文学教父、人生导师。他甘当愚公,用愚人的执着和苦功坚守自己的文学初心,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坚定文学为人民鼓与呼,将文本、时代、读者巧妙地融通起来,最终成为具有标志性审美意义和价值的创作主体。路遥逝世30多年来,他的创作精神历经时代的淘洗,愈发显示出可贵的思想力量,也昭示出作家在立足现实、融通过去并朝向未来的视域中,建构艺术性和思想性并重的文学审美秩序和文化价值,从而参与到国家文学的建构中,以激扬时代力量和民族精神,这是一项极为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工程,也自然要经历艰难而漫长的探索,需要的是“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信念、热情和力量。


毋燕,文学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刊登在《当代陕西》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