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央红军胜利抵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在时空上改变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军事布局，改变了西北的政治形势，为西安事变爆发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央红军胜利会师西北从地域上进入到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区，从军事上摆脱了国民党中央军的围堵，迫使国民党重新进行军事部署，从而将红军与厌倦内战的国民党地方军事力量同值于一个战场，这种部署一定程度阻滞了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反动政策的贯彻。同时红军的到来进一步增强了西北地区的革命力量。增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抵御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实力，强有力地震慑了西北的反动势力。政治上，继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八一宣言》），中共中央又于1935年12月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联抗日的各个阶层各种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各路红军在西北地区的军事斗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地方武装力量，威慑了西北的反动势力，有力地推动西北革命达到新高潮。中央红军长征后，蒋介石调动军队向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但被以刘志丹为主席的西北军委统一指挥下的西北红军粉碎。西北革命根据地在2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红二十五军进入西北后攻占两当、秦安、隆德等县，围攻平凉，极大地震慑了国民党军队。红一、二、四方面军相继到达西北，一路宣传革命，播撒革命的火种，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攻占漳县、成县、临潭、渭源等县，摧毁了当地地方反动势力，动员了人民群众，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地区的革命形势，在西北营造了更为浓郁的革命氛围。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扩大和主力红军相继进入西北的形势迫使蒋介石调动包括东北军在内的部队西进围堵红军，从而将厌倦内战的东北军、十七路军等国民党地方部队值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加剧了他们与国民党中央的矛盾。早在1935年6月红二十五军在陕西边境作战期间，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具体指导张学良调动军队对其围堵，电令指出“应令二十六军派有力之四个团，推进至荆紫关、八道河、蒿坪河一带，构筑碉堡封锁线。并令其左与罩川河之四十军切实联系，而令四十军派有力之一旅，推进至罩川河，漫川关一带，构筑碉堡封锁线，左与山阳之六十七军切实联系。并令刘经扶酌派两团兵力，在荆紫关之北侧，经西坪镇至兴隆镇与九十五师联系，合成长围。由行营同时分路派员，前往各地监察巡视，俾切实奉行为要。 这样的电令足以体现蒋介石督促张学良“剿共”的迫切性。蒋介石“围剿”的迫切性与对不满蒋介石内战的张学良、杨虎城之间必然形成一种矛盾，当矛盾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换，而西北政治军事局势的变动为此种转换提供了条件。
1935年秋蒋介石调派张学良率东北军至西北“剿共”促使他们之间的矛盾升级。按照蒋介石的安排，东北军相继开赴西北地区，并在陕西、甘肃沿西北革命根据地边境地区布防，其中第五十一军按照蒋介石电示意旨“将百十四师配置与天水、徽县之线，百十八师配置于徽县、略阳之线，百十三师分驻凤翔、陇县、清水一带。” 第六十七军按命令由“王军长以哲，指挥所部六团，经宜君、中部（黄陵）、鄜县（富县）、甘泉，向肤施（延安）挺进，限九月十日以前到达肤施附近，以解肤围，并接甘泉、鄜县防务。其余一师留驻中部、宜君、同官（铜川）、耀县等县，巩固后防。驻淳（淳化）、栒（旬邑）之第百零七师，不必俟接防部队到达，即行出发。” 如此以来东北军就直接处于内战的前沿，内战所造成的压力将蒋介石与张、杨的矛盾进一步扩张。
二
共产党在军事战场上的胜利不仅保卫巩固了根据地，显示了红军强大的战斗力，而且有利于帮助教育国民党地方部队，对赢得军民支持西安事变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中指出“争取东北军的方法，主要的是依靠于我们耐心的说服与解释的政治工作，从政治上争取它到抗日战线上来。……但这并不排除对部分的东北军采取军事行动的必要。当觉悟程度不够的、自骄自大的、在蒋介石与政训处压迫与欺骗之下的部分的东北军，向我们采取积极进攻的敌对行动时，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可能有利的条件之下应该给以打击。这种行动一方面是为了自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这一部分东北军以教训，开辟以后在它内部能够顺利地进行政治工作的可能。所以这种军事行动的目的，同样的也是为了政治上的争取，而不是为了消灭东北军。”
进攻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东北军屡屡失败，严重打击了东北军的士气，震撼了东北军将领，面对严重损失，停止内战，停止对根据地红军的进攻已经成为他们的当务之急，也成为他们与蒋介石矛盾的爆发点。继一一零师在劳山战役中被歼灭后，1935年10月25日，东北军第一零七师又在富县榆林桥被红军击败，遭受严重损失，团长高福源被俘。他们在军事报告书中称其“榆林桥部队益陷于悲惨境遇，弹尽援绝，阵地遂全部失陷。……官长伤亡三分之二，士兵伤亡二分之一” 。此战役深深触动了张学良，他对红军战斗力和战场形势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在直罗镇战役中又歼灭东北军一零九师，俘获3000多人，严重打击了东北军的士气。这些东北军精锐损失后，非但得不到及时补充，反而被南京方面取消番号，扣发军饷，这一系列事件让张学良倍感痛心，他对部队的行动做出了新的部署，以避免东北军遭受更大的损失。
对被俘东北军官兵的帮助教育，对改变东北军各级官兵的政治观念，提高他们的认识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高福源被俘后，红军非常注意对他的教育工作，彭德怀将高福源接到前线司令部，多次谈话，宣传红军的抗日救国道理，解答他的疑惑。高福源经过学习和实际考察后，确信红军优待俘虏，是一支真心要抗日的军队，对红军心悦诚服。高福源返回后向张学良和其他东北军高级将领做了积极地宣传，对推动东北军采取进步行动产生了作用。其他被俘人员，如高福源一样，对红军和根据地有了真实的认识，改变了他们因受国民党反动派宣传而接受的错误认识，这对提高东北军对红军和根据地的整体认识水平，对促进东北军的进步事业和他们在西安事变中所开展的工作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东北军改善关系不仅有助于根据地和红军获取外界物资，而且有利于更进一步地感召和影响东北军，促进他们的进步和发展，深入推进双方的关系。红军通过与东北军的军事斗争，使他们切实认识到打内战没有前途，只有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才是出路。经过双方的努力，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改善，彭德怀派人向驻守甘泉的东北军送去猪牛羊肉和柴米，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增进了双方之间的关系。红军还和东北军王以哲部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口头协议，经中共中央同意，王部能够去甘泉换防，红军也在该部人员掩护下两次去西安采购货物，他们还向红军赠送了北平、上海、南京、天津、西安等地出版的报刊，以及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省军用地图。中共中央不仅重视张学良等东北军上层将领，同样也关注与前沿军队改善关系，加强对其基层军队的统战工作，在推动东北军进步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作者： 文化研究所 樊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