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充分表达了遵循自然万物和谐共生和不与基本自然规律相违背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文化内涵，“天人合一、万物并育”贯穿于中华文明历史发展之中。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对比中西环境保护历史获得启示，激发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持久动力。
在生态文明的相关理解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存在一定“交集”。《周易》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和代表，其中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反映了世间万物源于自然和顺应自然的朴素唯物观。此外，《道德经》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经典概括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域中四大”和“三才之道”等强调人与自然息息相关、休戚与共，也体现了万物源于自然和人的活动要顺应自然的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马克思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恩格斯强调，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因此，“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既体现了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也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更具有比较优势。恩格斯指出，人类对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两次工业革命在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环境危机和重大公害事件。20世纪《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封闭的循环》等经典环保著作其中的内容表达了，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日益突出的负外部性问题，提醒人类需要认真反思发展模式和共同应对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客观上催生了西方生态文明观的生成。较之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取物以顺时”“取物不尽物”等生态文明思想，以及曾设立的虞衡、虞部司等专门行政机构，颁布有《伐崇令》《田律》《唐六典》等相关环保法律法令，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人不仅能够主动认识到“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重要性，而且，通过法治手段强化生态环境约束。如《唐律疏议》中“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诸占固山野陂湖之利者，杖六十”等反映了通过环保法令来规范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行为，以减缓对生态环境造成人为破坏和明晰对山林湖泽保护的法治权责。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理念的历史发展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它不同于西方生态思想中一些环境伦理道德原则与现实行为做法相违背，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以及对生态环境存在价值的“理所当然”地认可，有利于我国更好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需要看到，由于工业化进程相对较晚，我国在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等相关的现代科技理论研究、技术创新方面相对滞后，在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灵活运用财政金融手段推动绿色发展方面存在不足。因此，深刻理解和把握“两个结合”，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和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对于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具有重要意义。
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和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从思想引领、战略方向、管理措施、技术手段等方面、统筹谋划、创新施策、协同推进。首先，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在新征程上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次，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安全，抓住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从战略上强化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正确理解和处理好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再者，坚持系统观念，因地因时制宜、分区分类施策，加大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发挥市场优势，积极推动全国碳市场建设和绿色金融发展，加快构建绿色循环低碳经济体系，增强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和后劲，强化法治约束与激发共同参与，塑造绿色生产生活社会氛围，履行“双碳”承诺的同时，把握好我国“双碳”工作的实施节奏和具体方式。此外，吸收国外先进科技成果的同时，加强我国基础理论与应用转化研究，加快生态环境相关领域的核心技术、关键部件、重大装备自主创新，促进低碳科技创新、清洁产业发展、绿色金融服务三者良性互动。
周宾，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 魏雯，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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