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对校长推荐制热火朝天的讨论中，陕西6名推荐生名单出炉。这些推荐生是如何选出的？在诚信相对缺乏的大环境下，校长推荐制会不会成为高考之外选拔人才的一剂良方？对于陕西教育而言，这种做法将会给学生、学校、家长带来怎样的变化？陕西日报邀请我院青年学者谢雨锋、西安高新一中校长王淑芳、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齐管社、高三学生家长李女士，对这些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
记者：在近两周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中学校长都把这种个人推荐的权利转给学校这个集体，校长们也纷纷表露自己的难处，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谢雨锋：北大把权力下放给中学校长，把信任给了校长，而由于缺乏对人才评判的一个被社会普遍认同的合理的价值体系，处于风口浪尖上的校长们自然而然把这一权力转嫁到学校头上，把一种极具个人色彩的推荐变成一个集体决策的结果。
在第一次的推荐尝试中，我们也看到要想在目前的以分数为核心的选拨体系中，真正评价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操作起来很难。校长心目中的人才不一定就是普通大众的标准，也未必是北大的标准，所以校长们都谨慎地选择把权利转移，淡化个人色彩。
记者：这样的结果让大众有些失望，是不是也偏离了这个新制度的初衷？
谢雨锋：因为整个社会的公平、诚信体系不完善，人情化的特征很明显，而在对一个人的综合素质的合理的评价体系建立起来之前，对于校长来说，要想做到公平，就只能拿分数来衡量，从已经出炉的很多名单来看，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北大的出发点是好的，想通过这种推荐打破一考定终身的人才选拔机制，把所谓的偏才、怪才吸纳进来。但北大忽略了目前我们教育价值体系的目标就是唯分数论，分数才是衡量学生最有利的一个标尺，在这种现实下，要想实现真正的校长推荐制就必须重现建立一套标准体系来衡量学生，是非常困难的，只能是有其名而无其实。
记者：不久前华裔学者高锟获得了诺贝尔奖，结合此前诸位获得诺贝尔奖华人成长经历，人们再次反省为什么在我们的教育土壤里就培养不出来这样的人才。长期以来对人才的渴望，让人们对北大的校长推荐制给予了很高的期望，终于有一种方式可以打破一考定终身的模式。您认为它会实现人们的这种期望吗？
谢雨锋：培养创新人才，是一个综合体系，基础教育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培养，具有基础性作用；高等教育的通识教育与学术规范训练，可培养一个人的科研精神与正确的学术习惯。
目前我们整个教育体系里缺乏培养人才的土壤，现在最明显的结果是高分低能，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比较缺乏。小孩的成长是一个不断社会化的过程，如果教育价值目标不一样，培养的土壤也会发生变化。
现实是有几个学生认真地上音乐、美术、体育课程？更遑论系统地学习。这些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很多学校中，对这些课程的忽视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相反，却有很多家长送自己的孩子去上各种兴趣培训班，花钱学音乐、美术。我们的教育体系中正是缺少了这部分，只有考试，甚至把兴趣班里学来的技能当成考试的一部分。虽然教育部制定了种种人才培养要求，但是这种评价体系在高考指挥棒下，显得非常无力，所谓的怪才、偏才就很难成长。仅靠一个推荐制是很难改变的。
李女士：推荐名单出来后，我的孩子也很困惑，在他们学校学习成绩好的人也在类似的竞赛中拿到过奖项，难道说那些选上的人就比他们更优秀？是不是在同样条件下，多拿一个全国某竞赛的奖就比业余钢琴8级的人综合素质更高？
谢雨锋：综合素质在我看来，不仅仅是文化课＋特长，它应该由3个方面构成：一是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二是行为能力，三是要有社会责任感，而这些不是文化课和特长能够反映出来的。这些衡量标准应该是从小学就有的一套完整的考评体系，贯穿于学生的生涯。也正是由于这方面的缺失，让北大在实行校长推荐制时的一些标准成为空谈。
香港很多大学也实行校长推荐制，在他们推荐标准中，学生的社会活动等被明确提出。而在香港，学生要安排一定的时间参加社会实践，最后由学校和服务机构双方给出评价。这种社会实践活动已经成为评价学生综合素质的一个必须的组成部分。
我们曾在西安的重点和非重点中学中抽样调查了800个学生，基本上都没有进行过真正的社会实践活动，很少有人做过小区服务，日常除了学习就是上网、玩游戏，或者逛街。
记者：尽管很困难，但在人才培养这个认知上，无论是国家还是学校都在做着种种努力，这种新制度会不会加速中国教育的改革？
谢雨锋：教育是社会公正的“调节器”之一，如果其本身充满着不公平，不但难以起到调节作用，反过来会加速公众的社会不公正感。在招生的方式上，北大先走了一步，而学校、家长、社会还沉浸在过去的模式里，所以效果不是很明显。反而可能会带来一种负面作用，加剧人们对名校、各种兴趣班的狂热追逐，促使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进一步加剧。而作为一种新的尝试，可能会无果而终。
（原文刊登在《陕西日报》2009年11月27日第10版 作者：社会学研究所 谢雨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