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少人已经越来越认同了一个看法，即我们的国家经济发展很快，我们的国家已经越来越强大，在世界上越来越具有发言权了。就在我修改这篇小文章的同时，报纸上又登出了一条消息，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接二连三地超过许多欧洲发达国家之后，今年超过了德国，位居世界第三。
这令人自豪。
自豪来自不易。在我的记忆中，三十年前文革刚结束时，我们的感觉只有自卑——尽管那时也有一些人很自豪地吹我们不仅生活最幸福，而且还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但事实上，那时的中国人只要能找到门路，就竭尽全力地想办法出国，在普通老百姓的眼里，那些歌星明星生活该是很好了，可就连他们也概莫能外，女歌星女明星以能够嫁一个外国洋人而欣慰。不排除这中间确实有些人是由于有真正的爱情，但同样不排除相当一部分人是由于向往富裕。
与辉煌的成就相比，应当承认，眼下也有不少方面并不那么令人欣慰。比如社会治安，比如官场腐败，也比如文学创作和文学形势。这些年，文学作品一年比一年出得多，但出得多不能说明文学就一定繁荣。文学创作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现象，这些现象未必都值得称道。比如只要拿钱就可以出“著作”。再比如炒作之风盛行。还有，现在写作的领域越来越宽广了，这原本是好事，但宽广的同时，使有些作家失去了对自己应有的自律。
时下对文学的说法很多，对文学的理解也很多。作家们自己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社会的良心。也有些作家自怜自叹，说作家无非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堆，写作无非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本来有争论是好事，但没想到随着自怜自叹的开始，一些作家“普通人”的一面果真出现了，一些人为了追求商业效果，挖空心思地想奇招，在形式上不停地搞花样翻新。花样翻新本非坏事，但到了为形式而形式，甚至形式也无人识无人解，甚至谁对这些翻新的形式有不同看法便被指责为落后时，人们便不得不对这些所谓的“新形式”产生了怀疑。有些“作家”则挖空心思地写别人所没有涉猎的领域。本来写独特的内容和独特的感受这同样是好事，但当他们作品中津津乐道的东西是目前社会道德和社会伦理还不宜提倡或者必须禁绝的内容时，人们则又为之感到了担心。
今天不是极“左”年代了，尽管一些人写了一些颇具争议的作品，但是没有人打棍子，更没有人为此被注销户口、下放劳动甚至投放监狱。这应当说是好事情。但是作为写作者，切勿由于政策的宽松而放弃自己应当保持的操守和原则。这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一个国家发达不发达，最重要的标志当然不是文学，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精神构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发达起来的。不管作家们自嘲时怎样贬损自己也贬损文学，文学都是一种物质和精神的客观存在。而且它既能鼓舞人振奋人，也能令人颓废和萎靡。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作品确实可以说是人类灵魂的薰陶剂。文学的作用有时很小，这是事实。但有时很大，这同样是事实。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影响和激励了多少代人！“四面楚歌”不是物质的刀枪，但却起到了瓦解敌军的强大作用。
我们的国家有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史，这句话并不是毫无内容的空泛之谈，历史上我们的国家多次被外来侵略，但中华民族却从来没有就此被淹灭。原因固然不少，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有五千年形成的文明。这个文明范围极大，正是它铸就起我们的民族精神，也现实地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一种用武力所不能摧毁的民族魂灵，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实际存在着的精神构成。与那些没有磨砺出自己的历史，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也没有造就出自己的精神的民族和国家相比，我们应当庆幸。
作为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当然是个性很强的事情，但是提倡多写能够使中国人民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同时也具有清醒的忧患意识的作品；提倡多写能够使中国人民保持良好道德风尚，同时也胸怀博大地接受和容纳不同声音的作品；提倡多写那些针贬时弊，抨击腐败；而少写不写那些犬马声色，纸醉金迷的作品，应当说这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的文学艺术研究，也应当秉承着这样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来引领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
（作者：文学艺术研究所所长 莫 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