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历史往往有不同角度的解读。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不同的视角都使我们加深了对历史的理解。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单从金融的角度对历史进行解读。其观点异彩纷呈，既摘下了罩在金融上的神秘面纱，使我们掌握了隐藏在历史背后的金融的逻辑，又使我们破除了许多以往不合历史事实的意识形态迷信。本文是对陈志武先生《金融的逻辑》这本书中一些我认为较重要或有趣的观点的摘录以及我个人的一些简单评论，文章最后是对中国发展金融的一点启示和建议。
什么是金融？当你问“什么是什么”的时候，你就是在探讨哲学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往往没有确切的答案，不同的人很可能有不一样的回答。陈志武先生对“什么是金融”的回答是：“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金融学就是研究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为什么会出现、如何发生、怎样发展，等等。”看得出来，陈先生的这一答案是想尽可能抽象地一般地概括金融的本质，其核心是价值在时间或空间中的交换。对于价值，陈先生的理解是，“任何东西或证券不存在什么‘固有价值’，只存在相对价值。也就是，只有相对于人的效用而言，才有价值这回事。”“效用决定价值，而不是劳动成本决定价值，这对于理解金融的逻辑极为重要。”效用价值论也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观念之一。
钱、资本、财富三者的区别。“财富不一定能一下子变成钱，财富的范围比资本大，资本比钱的范围大。”“从根本上讲，货币是将‘财富’卖掉的所得，资本是以产权契约、金融票据、证券契约等形式将‘财富’资本化的所得，是资产和未来收入流的‘产权证’。”那么，为什么有些国家钱多，而另一些国家钱少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一个国家可以卖的东西越多，或者已经资本化或能够被资本化的资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就像美国社会的经历一样，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城市化当然也使中国社会的货币化程度上升，‘什么都需要钱’！”正是市场化的过程使中国人现在感觉比过去有钱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社会。”然而，“市场化改革只是缩短了‘财富’跟‘钱’之间的距离，而‘资本化’改革则是过去十几年中国‘钱’越来越多的更重要原因。”
当然，钱多并不必然会带来通货膨胀。“之所以美国式的资本金融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是因为股票、债券、按揭贷款等产权型金融都与具体的资产或未来收入流相对应，不是凭空发行。”而且，“美国社会的金融化程度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高过，高度金融化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金融资本供给，有了这么多流通起来的金融资本，科技创新、对外投资、个人创业所需要的资本当然不成问题。”“美国经济跟其他国家的差别不在别的方面，就在于它有着让任何资产、任何未来收入流都能提前变现的证券化、资本化体系。”这些都提示我们，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发展起来，必须尽可能地把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财富资本化。
马镫、集装箱、股票。马镫被西方文化研究界称为“中国鞋”，它的发明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英国科技史学家怀特指出：“很少有发明像马镫那样简单，而又很少有发明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马镫把畜力应用在短兵相接之中，让骑兵与马结为一体”。集装箱的发明同样如此，简单的技术改变了历史。同样不为人重视的是，以股票为代表的证券等金融工具的发明，也深深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由城邦政府以未来税收做质押向大众发行公债这项证券技术，在13、14世纪从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往西欧其他国家传开。”“到16世纪末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从美洲大举运回金银的时候，意大利、法国、荷兰、德国、比利时等西方国家将未来收入、将资产证券化的能力已非常强，他们已有能力把未来的收入变成那时的钱，有很强的‘生钱’的能力。他们已经比世界其他国家更有‘钱’了。”而“英国之所以在18世纪开始远远超过法国，并最终在世纪末战胜法国，其关键之一就在于英国有更发达的金融技术让它更能将未来收入提前变现。”
西方的兴起不是靠掠夺，而正是靠了大量类似证券技术等工具的发明以及制度的设计。作者驳斥到，“如果西方的兴起或崛起靠的是掠夺，为什么成吉思汗的蒙古掠夺之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为什么最早征服美洲大陆并从拉美掠夺了大量金银的西班牙后来没有成为西方、更没有成为世界长久强盛的国家呢？”并且指出，“其实，道理可能很简单，掠夺来的意外财富除了挥霍之外，不会有人珍惜，不会给人带来积极改进的压力，反而使人、使社会变懒。”
国富还是民富？“民间富有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基础。但政府太富有，会挑战民间的空间，挑战民主与法治。”作者指出，“在国家层面，过去我们总认为，国库真金白银越多的国家，就越强大；要借钱花的国家，是弱国。”而历史的嘲弄却在于，“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国家，除日本于19世纪后期通过明治维新而改变其命运外，其他的到今天还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却是今天的发达国家！”针对中国以及其它国家的巨额外汇储备，作者感慨到，“莫非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今天又是外汇储备数万亿美元，而西方发达国家负债累累，在未来几个世纪还要重演过去数世纪的历史？”
“负债累累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难以扩张的政府，因为负债后，一方面政府就得面对债券市场，另一方面就得征税，就得面对纳税人。或许，负债、债券市场、征税、纳税人，这些也都是民主宪政的砖瓦。金融不只是能帮助一个国家平摊一时的支付压力，还能促进制度的良性发展。”看来，金融不仅仅是单纯经济层面的事情，而且对于政治，对于国家管理亦有莫大的帮助。
投机是资本主义的真精神。“‘投机’是人之常情，也是各种技术创新的原动力，正因为科技创新是在‘创新’，所以就有风险，去做有高风险的事就要有投机精神。”“如果美国社会不认同投机的价值，它也就不可能有发达的股票文化，没有发达的股票文化也就不会有美国过去150多年的科技发明历史。”“‘投机’不只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精神，而且是所有资本主义的精神，也是财富创造的必要动力。不同的地方在于：美国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不仅包括投机，还有它活跃的股票文化。”今天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在金融层面就是，“谁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把更多的未来收入作证券化变成今天的钱，谁就能在未来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因此，证券融资不只是简单地把未来的收入提前花，而且能为未来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也会决定在竞争中谁会成功。”“一个国家有没有‘钱’取决于它能不能将各种未来收入流和‘死’财富作证券化、票据化，不取决于它有多少金银。而能否进行广泛的证券化和票据化交易又受制于它的制度。所以，制度的优劣决定一个国家‘钱’的多寡。”反观中国目前的许多金融管制政策，如抑制投机、禁止民间金融、反对高利贷等等却都是与这种资本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
金融与文化。针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五四”时期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且不说这一口号本身出于对儒家文化的误读，就拿其本身来说，也因其不明了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金融功能而只可能流于形式。作者指出，“金融市场正在把中国家庭从利益交换中解放出来，让家庭的功能重点定义在情感交流、精神世界上，家应该是情感的天地，是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所，而不是利益交换场。金融市场就是这样让中国文化走出儒家的刚性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运动主张的‘打倒孔家店’、解放个人，还必须有家庭之外金融市场的发达，否则，‘孔家店’还是无法被打倒。”
“为了支持‘家’的经济互助和精神互助功能，社会就必须有相配的家庭、家族文化，帮助实现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这就是儒家以及其他源自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两千五百年前儒家文化产生的背景。”
“儒家主张的靠血缘网络内部来互通有无，来实现人际金融交易，最终不能激励每个人奋发向上，培养的是等待‘免费午餐’、搭便车精神。比较而言，外部金融市场更能逼着每个人去‘自食其力’，也为个人空间、个人自由的最大化提供基础。”作者从金融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从《金融的逻辑》中，我们理解了金融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了解了中国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的路向，那就是，一方面要“藏富于民，同时进一步让政府退出经济，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提高民间创业与投资的回报”；另一方面，可继续依靠国债促进发展，将未来收入流变现。但是，陈志武先生也指出，“这两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先行，否则财政赤字和国债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靠赤字发展就没有希望。”
目前，“中国资本化的空间还很大，还可以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许多年的金融资本。只不过，土地还是国有，几乎所有大型企业也还是国有，这些会继续抑制中国资本化的深化。特别是，如果想要产生出最大限度的资本，产权保护、契约权利保护等法治架构必须改善，否则，只能做些粗糙的资本化运作，难以深化。”这些都为我们指明了中国下一步深化改革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