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源起：对当前“入园难”现象的解读
近年来，类似家长昼夜排队办理入托、入园高收费、“黑幼儿园”、“山寨幼儿园”等现象频发，促使不少媒体把焦点对准了“学前教育”，如何合理有效实现学前教育资源的社会化配置逐渐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重点。其与高考改革、中小学择校等热点话题类似，面临着共同的困境：教育资源有限、紧缺、不足、不均，尤其优质教育资源更是如此；教育资源缺乏流动，渐步入固化状态；教育资源配置的社会化程度低。
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及高等教育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教育发展链条。从长远来看，社会对这种正向的教育需求是处于递减状态的，类似于“正三角形”，即越高等级教育阶段的实际参与人数和需求越呈下降趋势。就理想状态来说，教育需求与教育资源应是一种“正向匹配”的关系。但事实却与之相反，当前大学教育资源的配置相对灵活，可选择余地和空间较大；中小学教育资源相对紧张，学前教育阶段因历史欠账和转型进程的滞后表现更甚。教育发展链条出现“倒三角形”结构，呈“逆向匹配”状态，即相较于基数很大的教育需求，教育资源配置严重不足。普及型的教育需求与选择型的教育资源配置被放在一起，不断刚性增长的学前教育现实需求与发展滞后型的学前教育资源配置明显冲突。
潜藏隐患：学前教育资源紧缺引发的问题
学前教育领域长期缺乏关注，作为教育的“短板”，其问题存在积累已久，现越来越凸显。问题背后隐藏的不仅是简单数量型学前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更是夹杂和交织着结构性学前教育资源不合理配置导致的冲突，这大大加剧了学前教育资源的紧缺程度，为将来学前教育发展埋下了隐患。
1.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结构内部呈“哑铃型”分布。一方面，由于前期发展的缓慢和投入的相对不足，现有教育资源紧缺，加剧了学前教育资源的固化和集中，“贵族化”的幼儿园和“低端化”的幼儿园各占一头，分割着整个消费市场。另一方面，真正应加强和做大的质量较好、收费合理、社会效益明显的“中间层”幼儿园极为缺乏，成为连接“哑铃”两端的那根细杆，发展明显不足。加之高额的入园费用，现有学前教育资源无力也无法支撑和满足大多数家庭的需求，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群体。当前学前教育供给结构完全不适应新的变化要求和新的发展趋势，转型成为必然。
2.学前教育资源分布中，经济因素发挥主导，社会化配置因素影响力较弱，教育公共服务职能体现不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后，对于学前教育，政府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其投资主体的角色，之后谁来挑这份重担，公共责任承担者角色不明确，同时如何给予重新定位和作用引导也界定模糊。一段时间以来，民间资本介入了学前教育领域，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作为整个教育体系的前端和起点，眼下学前教育社会需求旺盛，公众期待较高，如何在总结以往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强调以社会化配置方式为前提，因地制宜、公平合理、准确到位地适应、调整和制定促进学前教育充分发展的地方配套政策措施已是当务之急。
3.学前教育资源紧缺引发的衍生型问题增多。当前，学前教育资源质量和结构两极分化严重，资源内部缺乏流动，固化于“贵族化”、“低端化”、形成两不沾的分布格局，这都必然导致不少衍生型问题，即学前教育资源紧缺后的附属产物如“黑幼儿园”、“山寨幼儿园”、争夺幼儿园入托名额等现象层出不穷。
治理策略
要改善和解决学前教育资源紧缺等问题，应坚持“定位、梳理、服务、参与”四个治理路径。
“定位”。即明确学前教育事业属政府公共服务内容，其社会公益性需进一步彰显和重视。实践中应着重研究落实责任主体的相应配套实施机制，全面设置一张“安全网”，保障适龄儿童都能够享受到学前教育，守住学前教育底线——保证孩子们有质量地享受到应有的教育。接受教育是适龄儿童的基本权利，公办幼儿园应保证孩子有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民办幼儿园拥有更多的特色和优势，可丰富学前教育资源，为孩子提供多元化选择。
“梳理”。主要是对学前教育的发展现状、城乡差异、区域配置、收费分布等方面进行摸底梳理，这也是深入制定应对之策的前提、基础和依据。在进行幼儿园的合理化布局和区域性配置时，除了考虑既有幼儿园数量扩张的内在要求，更需要因地制宜地配置学前教育资源，重点提升办园的品质及长效质量维护。
“服务”。即提倡“服务型”管理。对于学前教育的发展应体现出“主抓服务、着重监管”的工作理念，行政监管与市场化约束并举。一方面着重考虑研究制定贴近实际、合理规范的学前教育质量监管体系，另一方面把建立质量监管体系作为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质量提升的手段，以实现让孩子们充分享受高质量学前教育的根本宗旨。
“参与”。学前教育事关社会每个家庭切身利益，故地区学前教育“脱困”之策的制定应与公众有一个互动的过程——征求民意、尊重民意、体现民意，这样才能更加贴近家庭与孩子的学前教育需求，充分反映区域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