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又说：“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这两句话有三个关键词：权力、制度、腐败，它们是有逻辑关联的，即：权力不能大过制度，制度之内的权力是合法有效的权力，制度之外的权力是违法变质的腐败。这两句话又包含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即：权力如同猛兽，将它放进制度的笼中，便是安全可靠的；将它放到制度的笼外，便会噬人虐民。
权力、制度和腐败之间的逻辑关联具有普遍性，在古今中外都曾出现过类似的说法。
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曾说：“必须让人民自己来管理自己，让人民自己来管理国家，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小布什总统在2004年美国国庆日演讲中也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而早在中国先秦时期的法家，就提出法（制度）、势（权力）、术（方法和方式）三者的合理结合。韩非子认为即使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也应该受到制度的约束，他在《定法》中说：“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意思是，拥有权力的君主缺乏政治手腕，就无法驾驭群臣；拥有权力的君主如果缺少制度约束，就会导致社会动乱。韩非子又在《难势》中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意思是，在制度的基础上使用权力，国家就能得到治理；离开制度滥用权力，国家就会发生动乱。
同样，将权力比作猛兽的形象比喻也具有普遍性，在古今中外也都出现过类似的说法。
17世纪的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就认为，国家拥有着绝对至上的权力，这个绝对至上的权力来自每位公民的让度。他说：“如果要建立这样一种能抵御外来侵略和制止相互侵害的共同权力，以便保障大家能通过自己的辛劳和土地的丰产为生并生活得很满意，那就只有一条道路——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霍布斯将国家比喻为《圣经》中凶猛无比的怪兽“利维坦”，已经暗示出他对绝对权力的担忧。
但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要比儒家的政治哲学晚两千多年。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已经开始用猛兽来比喻滥用的权力，“苛政猛于虎也”就是孔子的名言。当鲁国权贵季桓准备侵略小国颛臾时，孔子严厉责备身为季氏家臣的两位学生冉有和季路说：“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所谓的老虎和犀牛，指的就是鲁国实权者季氏对权力的滥用。
孔子作为精通政治伦理的思想家，他尤其明白权力必须服从制度的道理。孔子终生建构的政治理想模型——礼制，就是中国最早制约权力的一套制度体系。
孔子首先要建构的是制度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即制度建设的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论语•八佾》中有这样的记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礼记•中庸》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孔子选择了复兴周礼的政治路径，儒家弟子的责任就是用礼制看守住权力的老虎。
但是儒家弟子能够用礼制之笼看守住权力的老虎吗？司马迁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意思是儒家的学问过于深厚，不是短期内能通达的，很难在社会上普及。
而班固认为礼制制约权力的力度不足，还必须依靠法制的力量来辅助。他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意思是，法家建立了严格的赏罚制度，正好可以弥补礼制的不足。但是法家缺乏教化功能，背离仁爱精神，专门依靠刑法来实现管理效率，这实际上会损害情义之道。事实上，法家是排斥儒家礼制的。韩非子就认为：“儒以文乱法。”
然而礼制的存在来自于现实的需要，极力捍卫礼制的不仅有儒家，也包括墨家和名家等。《墨子•明鬼》中说：“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菆位，必择国之父兄慈孝贞良者，以为祝宗，必择六畜之胜腯肥倅，毛以为牺牲，圭璧琮璜称财为度；必择五谷之芳黄，以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意思是，从舜帝直至夏商周时期，在各种祭祀仪式中，都很讲究体统，都很讲究适宜。可见，上古时期建立的宗法生活，是后世礼制生活的雏形。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意思是，礼制在上古时期是多元的，并且是相互冲突的。在众多的礼制中，必须要选出正宗的礼制，这种工作就叫“正名”，它实质上是礼制建设的逻辑化、具体化和细致化。
中国文化有着非常重视“名分、名义、名声”的传统，就算进行战争也讲究“出师有名”，就算婚姻也讲究“讨一个名分”，就算死了还讲究“死且不朽”。这一切都说明，中国文化中包含着自觉的制度观念。捍卫制度是每位知书达礼的知识分子应有的文化责任，后世儒家将之称为“良知”。
从反面看，礼崩乐坏、礼制缺失的时代往往也是战争频仍、乱离的时代。《淮南子•要略》中说：“晚世之时，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焉。”意思是，在各自为政的六国时期，没有天子和方伯对诸侯进行权力监管，诸侯之间为了自强图存，不得不运用纵横术来相互制衡。从历史经验看，六国的溃败和秦朝的统一是礼崩乐坏的必然结果，也注定了秦朝不能长久。
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来防止腐败，这就是礼制。礼制的理解、解释和运用却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中。孔夫子的确是一位富于远见的哲人，而儒家的后学们不仅扮演着伦理道德的卫道士角色，更是在对权力腐化之虎起着“看笼人”的作用。作为今天的知识分子，应当经常用“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这句话反躬自问，并勉励自己做一名有责任心的读书人。士当弘毅，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