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初学写作者还会面临什么困难呢？
莫：当作家的困难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身的。比如你想把一部作品写好，需要你付出努力，需要你呕心沥血，甚至仅仅呕心沥血仍然不够，还需要你认真去思索：为什么自己写不好？问题出在哪里？应当怎样去解决面临着的问题？这些都属于你独自面对的困难，也可以由你独自去解决。另一类困难来自社会。比如你完成了一部作品，开始投稿，这就面临着编辑是否认可你的作品的问题。据我所知，不仅一般的作品，就是不少后来获得全国小说奖的作品，也都遭遇过退稿。这一类困难比较麻烦。因为这不是你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够解决的。
魏：我记得您曾经说过，您的长篇小说《尘缘》也遭遇过退稿。
莫：何止遭遇退稿，我记忆中至少遭遇了三家出版社的退稿。后来书稿到了群众出版社的编辑阎晓玲手里。她读过之后，立即通知我决定出版。再后来印刷过程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小说连播》的编辑叶咏梅看到了这部书稿的校样，也立即决定在《长篇小说连播》节目中连播。之后这部长篇小说获得了“啄木鸟”文学奖，事情就是这么奇妙地变化着。
魏：我知道，叶咏梅在陕西插过队，《平凡的世界》也是经她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小说连播》中播出的，我听说退稿的这种遭遇不光您有，包括路遥等一大批作家都有过。
莫：是的。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在被《当代》主编秦兆阳慧眼识珠之前，也曾辗转多家刊物。包括他的长篇《平凡的世界》，同样遭遇过不止一家出版社的退稿。我记不准确了，好像《人生》也有过这样的遭遇，可以说这种情况太普遍了。
魏：这恐怕也不能完全怪编辑。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点，也都会根据自身的经历和阅历来对一部作品进行好坏的评判。这就难免一部同样的作品，却面对着完全不同的评价。
莫：问题就在这里。一部作品的好坏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如果能够像买苹果一样，用秤一秤，三斤还是五斤立即就能够做出个准确的科学的判断，事情就好办了。恰恰文学作品不能。编辑眼光不同，水准不同，兴趣点不同。再加上作风上如果粗枝大叶一些，就很容易造成对一部作品的偏颇评判。如果编辑再有点儿私心，就更会出现偏颇。所有这些生活中的细节都关乎着一部作品的命运，而这些问题又偏偏是你掌控不了的。所以我才说，两种困难中，后一种困难让人更无奈。
魏：前段时间在北京的会议上，作家白描说了一句话，大意是一位成熟的作家一定要经过刊物的磨合或者训练。您认可这个观点吗？
莫：认可。就整体而言，编辑对一部作品提意见是带着专业眼光来挑剔的，这种专业意见具有相对的严肃性；再加上编辑的工作就是整天看稿子，他具有评判一部稿子好坏的参照系数，也使他更能够看出稿子的问题所在。所以必须重视编辑的这种职业阅读和职业意见。
魏：能不能这样理解？对作家而言，退稿既是一种痛苦，又是一种激励，还是一种逼迫。逼迫着你把一部作品写得更好。
莫：完全正确。这个逼迫的过程确实很痛苦，却又无法回避。这也是我刚才说写作并不总是愉快的原因所在。写作确实需要逼一逼。逼不上去，那无可奈何；但逼上去了，你就登上了另一个写作层面，到达了另一种写作境界。80年代的许多作家就是在这样一个投稿退稿的过程中，慢慢体味和摸索到很多，进而一步一步地成熟起来的。
魏：现在的情况已经又有了变化。尤其是出版著作，一些初出茅庐的作者到出版社去出版一部作品，作品本身的质量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只要你有钱，就可以出书。而且对这个问题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反对者有之，同意者也有之。
莫：为什么同意？
魏：有些人说，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是这样呀，比如美国，你有钱就可以出书，在台湾，出书就和定制衣服一样。这就是市场经济呀。
莫：我们是在中国。需要面对着现阶段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讨论和解决问题。我认为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并不等于在所有的事情上它都伟大。而且美国有美国的环境、风气和舆论氛围，这些环境、风气和舆论氛围与中国的完全不同。不能照搬。具体到中国，如果有钱就能出书，也就意味着有钱就能当作家。这样一种作家的形成，对于提高我们的艺术品味，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或许美国不存在这些问题，但起码在中国，这些问题都现实地存在着，你无法回避。进一步思索，有钱就能出书，有钱就能出名，有钱就能当作家，那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不是去好好写作，而应当好好地去赚钱。这样当上的作家究竟有多大意义？对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又有什么好处？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只讲量不讲质。
我还想添一句，具体到出书的作者个人，对这种现象是无力阻挡也无力抗拒的。我亲眼见到，许多很不错的作品就是因为没有钱而难以出版。而有一些掏钱出版的作品，原本应当不需要作者自己出钱的。虽然这些现象还没有牵涉到我，但是让我感到不安。我非常希望改变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