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我提一个与文学似乎无关的问题：您是以小说起家的。您前期的小说和报告文学创作也都有着相当的建树，为什么突然又去做影视了呢？
莫：这有三个原因。一是80年代初我从铁路局调到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搞专业创作。吃西影厂的饭，住西影厂的房，拿西影厂的工资。西影厂的主业是影视，长期不搞影视，我自己都觉得愧对单位。二是90年代中期，我被北京一家电影制片厂邀请将自己的长篇小说《尘缘》改编成电视剧，这是件好事，我不能推辞。这就走上了写剧本之路。第三个原因是当时我面临着孩子上大学，自己要买房子等经济原因，影视剧本就单纯的稿酬收入而言，比小说和报告文学高。所以我也比较乐意去做。只是我没有料到，这一做就收不住了。从那以后竟做了足足20年，其间尽管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小说和报告文学作品，包括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但总体一直是在写影视剧本。回过头看，我自己都吃惊。怎么不知不觉就写了几百万字的影视剧本了！
魏：半路上从纯粹的文学创作转行做影视，您有遗憾吗？
莫：当然有。无论如何，事情都有两面。我做影视收获了不少，同样也就丢失掉很多。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我能够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小说或者报告文学创作上，相信我的小说和报告文学的成就会比现在大得多。但是影视牵走了我相当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这就使得我在收获的同时也丢掉了很多。你刚才说了，我是以小说起家的，而且至今热爱小说创作。这就尤其让我感到对小说的难以割舍，感到创作道路上的遗憾。
魏：无论小说、报告文学还是影视剧本，本质上都是文学作品，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莫：完全认同。尽管它们有不同之处。但本质相同。它们都是文学作品，都需要构织情节，塑造人物，用形象和生动的语言去描述和表达。可以说除了影视剧有一些拍摄技术方面的特殊要求外，在文学属性上它们是完全一致的。
魏：您不仅写小说，写报告文学，而且写影视剧本。面对着这么大的写作量，您是一种什么感受？
莫：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压力大。
魏：没有感受到一种写作的快乐吗？
莫：如果要说快乐，只能说创作这门事业于我而言，总体上是快乐的。
魏：为什么说总体上是快乐的？
莫：因为具体到每一部作品的创作，总是很麻烦，很有压力，所以不能说全程满是快乐。作家也是人，每一部作品都需要字斟句酌地去完成；每一部作品在创作时都面临着一个全新的挑战。所以快乐有，但这种快乐更多的是写作过程中自我感觉良好时，或者是在作品顺利完成时和作品获得成功时。我的体会是：学习写作的初级阶段最快乐。记得1972年我写小说处女作时，非常亢奋。那时常处于写作的激情四溢状态，晚上兴奋得睡不着觉，而且下笔一泻千里，自我感觉极好。后来我就发现，这种热情不可能持久，因为它不是常态。不理解写作甘苦的人常常觉得一部作品的成功在于灵感，在于激情。其实不对。灵感不说了，可以去问问那些写出厚重而扎实的长篇巨著的作家们，有哪一位是靠着灵感完成巨著的。有激情当然是好事，但同时它也是一种写作还不成熟的表现。真正的写作需要激情，但更需要冷静和理性。至少写作绝不可只凭激情。对一个将写作当作事业的人来说，写作是人生中的一种马拉松赛跑，它需要耐力，需要持久，还必须沉静。要准备着接受煎熬，要学会咬着牙坚持，以便度过最困难的阶段。从本质上来说，这些才是写出好作品最需要的。比才气和激情重要得多。
魏：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我看到不少作家讲述自己的写作时，都说到自己对写作的执著和热爱，给人的感觉是写作既轻松又愉快。
莫：写作可以是件愉快的事，但绝不会总是那么愉快。至于说写作是件轻松的事，这就更不靠谱。作家写出来作品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接受挑剔。你挑灯熬油地写出来一部作品，往往在编辑手里过不去。这种情况对作家往往是一种煎熬。
魏：如果不涉及退稿等因素，就单纯的写而言。是不是会感到愉快呢？
莫：这也要分具体情况。我刚才说，开始写作的时候会特别愉快。原因是那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但是当你真正意识到写出一部像样的作品是多么困难时，你就不会只有愉快。坦率地说，我自己在写作时有很多的愉快，但同样有很多的苦恼。所以我总结说，写作对我而言，是一件既痛苦又快乐的事情。用时髦话说，痛并快乐着。
魏：听了您这样一说，我对作家的劳动真是有一种此前所没有过的体会了。怪不得我在《中国第一路》这部报告文学的后记里看到您写的一段话，大意是你干过装卸工，又从事了写作，从本质上来说，您觉得写作比干装卸工沉重得多。
莫：和写作相比，干装卸工确实要简单得多。在某种意义上，简单就是轻松。至少是一种心理上的轻松。你搬不动的东西，会有机械去搬。你干活觉得累了，回家可以躺倒就睡。写作恰恰相反，你干得越累，吃饭就越不香，睡觉就越不甜。我曾经赶写过几回稿子，日夜赶写。结果只能吃安眠药才能入睡。
魏：旁观者大都看到了作者光鲜的一面，忽视了写作的孤寂和超负荷的劳累，您有没有感到写作压力过大，几乎难以承受的时刻？
莫：当然有。1996年我在采访写作长篇报告文学《大京九纪实》，当年京九铁路要开通，我写的书稿要力争在开通之前完成，偏偏这部书稿的采访量很大。仅采访我就跑了几千公里路程，这已经让我压力很大了。不巧的是北京一家电影厂这时又邀我将《尘缘》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还不仅如此，那一年刚好国家电影局在长沙召开会议，决定大力抓电影剧本的创作。西影厂得知我在京九铁路工地采访，于是约我写一部反映京九铁路建设的电影剧本。可以说三件事情挤在一起，哪一件都不能推拒，全都要在一年内完成。三部作品加在一起，整整一百多万字，这一百多万字不是毛坯，不是草稿，全都要求是完整的、保证质量的成品。那一阶段，我每天夜以继日地赶写稿子。应当说体力消耗很大，但是真正对我构成威胁的远不是体力，而是心理压力。那段时间我是有生以来头一回体会到什么叫压力。当时每天晚上睡觉，往床上一躺，就感觉胸口闷，像有一块石头压着。坦率地说，这些无形的压力差一点儿把我压垮。事后回想，好在我身体状况还不错，算是没有被压垮，但这段经历确实让我害怕了，所以咬着牙写完这三部作品后，我立即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调节自己。
魏：怎么调节？
莫：疯玩。谁叫我去玩都去。大伙儿聚在一起吃饭，我有叫必到。人是群体动物，只要大伙儿在一块儿说说笑笑就行。把心理的重压一点儿一点儿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