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主张学书须“广之以圣哲之学”，因为书法艺术是诸多传统艺术中最具“中国意味”的形式。可以说，书法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体现，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具象表达，是传统文化最凝练的物化形态。
一、书法精神的哲学思维
谈及书法，一定会从华夏文字的起源讲起。汉字是书法艺术的载体。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书法艺术与文字相伴而生，无论是瘦硬劲峭的殷代甲骨，丰厚凝重的周代金文，还是富丽堂皇的秦代小篆，都以一种“中国意味”展示着自己的生命状态，昭示着中国文化的生命哲学。
华夏民族的人文精神，是被整个世界以及各个民族整体认同的一种精神，统领着我们的意识形态、影响着我们的审美取向。这种独特的精神即是中国哲学思维中的和谐精神与变易精神。所谓和谐，是指中国哲学思维中的阴阳对立统一观；所谓变易，是指万物在“天行健”中实现“自强不息”的自我成长。而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在更深层次上即是对这种中国精神的继承。《兰亭序》之所以能成为书法审美的最高典范，即在于它集中抒发了王羲之对中国精神的理解，写意出了他的生命状态。《兰亭序》的风度是“道”和“技”的和谐统一，它不追求情绪性的夸张与偏激却隽永妍美，使得后代无论持何种倾向的书家，都能在《兰亭序》里找到法的依托和美的源流。
中国哲学思维渗透在中国文人的一生中，在建功立业上，秉承“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信念；在落寞失意时，拥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淡泊心境。此两种交融的心态成为中国文人出世、入世的真实写照，也深刻地体现出阴阳对立统一的哲学理念。因此，只有从艺术、文化、民族精神中理解中国哲学，才能更深入地研究书法艺术。
二、书法技法的哲学思维
中国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的艺术形式，汉字形态的复杂赋予了书法艺术的线条、结体以及章法自由变化的想象空间。在书法家的手中，一个个造型各异的汉字充满生命力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此刻，以书法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汉字，已经具备了强烈的审美意识。
书法的三要素为：用笔、结字、章法。中国书法用笔讲究“中锋用笔”、“侧锋取势”、“藏露互见”、“方圆兼备”、“无垂不缩”、“无往不收”，这些都是阴阳对立统一观在具体笔法中的表达。其次，书法结体讲求在中宫紧守、重心平稳的基础上追求动静结合、顾盼生姿的点画法则，因此作为个体的书家在进行演绎时却各具姿态、潇洒烂漫。甚至同一书家在同一作品中对同一字的处理都不尽相同。“计白当黑”、“点画呼应”、“密处不犯”、“疏处不离”这样充满阴阳对立统一的哲学语言在古典书论中俯仰皆是。
书法艺术章法中的“错落有致”、“左右逢源”、“密不透风”、“疏可走马”、“群星坠落”、“清朗无痕”，都是要求在对立统一的审美意识中寻求平衡，最终成就气韵通达的艺术作品。
总之，书法艺术是“技”与“道”的和谐统一。技者，笔墨技巧也。道者，达其性情形其哀乐也。王右军与颜鲁公之性情不同，笔墨技巧也风格各异。《兰亭序》清华淡雅的美学风格，如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祭侄稿》的沉着悲痛，使观者穿越千年似乎依然能遥想鲁公老泪纵横、不能自抑的情形。所以，若以《兰亭》之笔墨抒《祭侄》之情，无疑南辕北辙，此书艺之大谬也。
三、书法创作的哲学思维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思想，是中国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华夏民族在这个理念的影响下，完成了推陈出新的繁衍生成。变易思想也成为我们民族绵延千年、永葆青春的秘籍。在艺术的创作中，既有古拙浑朴的篆书、古朴卓雅的隶书，也有法度森严的楷书、流美恣肆的行书，更有豪迈苍茫的草书，书法艺术自身也在历史的更替中创新出各具风神的书体。
对于书法创作而言，首先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理清自己的创作思路。当代书法家需要做的就是在历代前贤的根基上寻找、完善、突破自我，也即在时代发生变化的大前提下，把传统的共性融入书家的个性之中，创造书法艺术的时代价值。通过自己的笔墨、意志、审美判断去完善时代和人民对艺术的需要。
其次，在书法的创作中，要以传统哲学、传统文化作为思想理论体系。实践的过程就需要大量关于中国文化的深刻认知，这些，被称为“字外功”。“笔墨精良人生乐事，气质变化学问深时”。因此，书法创作的提升不单单是技法层面的要求，更深层次是书家综合修养的体现。
最后，书法创作的最高境界要求的是艺术家心灵的崇高，较之文学修养更为高古玄妙。风姿绰约的《兰亭序》除却技法上的变幻莫测，其美学价值更在于右军精神世界的崇高。王羲之等魏晋名士的作为被归纳为“魏晋风度”，成为后世文人追求的人生风范。因此，艺术家修炼纯粹、自由的本我心境是书法创作的最高要求。
书法艺术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具象表达，从古至今，华夏民族的喜怒哀乐、天地之变，都一寓于书法。因此，学习、研究书法首先要认知、继承中国哲学思想和传统文化，这样，书法艺术才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