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在“制礼作乐”中实施“仁德之政”，重点不在只求修养个人“心性”，是践“外王”而兼“内圣”的。唐宋之前，儒门一直“周孔并称”。而宋明理学凸显儒门修炼 “心性”侧面，于是改“周孔并称”为“孔孟并称”。周公此后被冷落，一方面是由于宋明知识分子在皇权高压之下需要凸显其“理”对于权“势”的独立、纠校和抗争，另一方面是由于周公在成王年幼时曾“王”，为皇室所忌讳。
作为“五四”后影响较大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为简便起见，也从孔子开始讲，周公哲学仍为盲点。现代新儒家，则也是“接着宋明理学往下讲”，在他们那里，周公仍然处于面目不清状态。
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提出，全球各民族哲学的诞生大体经历过“神话期”、“宗教神学期”和“哲学期”三段；钱穆先生也有大致相似的看法。这种理解孕育着对“哲学原型”均源自宗教神学的理解。傅斯年提出《周诰》、《大雅》中基于“天命论”的“民监说”是 “人道主义之黎明”，“周公所言特是人道黎明中之一段记载”。他已经认识到，周公“天命论”已是高楠顺次郎所讲“宗教神学”迈进“哲学”的产物。徐复观说，“我认为中国哲学思想的产生，应当追溯到殷周之际”，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对周公哲学作为中国哲学最早形态的明确承认。
此后，成中英提出“天”、“仁”系中国哲学之“原型”。这实际已触及对周公哲学中“天”概念的理解。他还认为，中国哲学“必要和起码的原则”是“天人的合一”，既承认 “宇宙就是个本体”，也承认“人就是个本体”。后者必然导向 “仁”，所以，“天”和“仁”互补形成了中国哲学“双本体原型”。有关这一点，司马迁 《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究天人之际”的提法，已经是对中国哲学主题的揭示。现代也有许多学者从不同层面有所论析。如任继愈说中国 “哲学的永恒主题”就是“究天人之际”；汤一介也认为中国哲学 “最基本的概念”就是“天道”和“人道”及其互动。
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发现，在西方“巫是不重要的”，但巫在中国则“起大作用”，是“中国古代考古文明的特殊性”所在，“王出于巫”确实不假。李泽厚提出，“巫史传统”成为“中国上古思想史的最大秘密”；“中国思想历史的进程‘由巫而史’，日益走向理性化”，“直接过渡到‘礼’（人文）‘仁’（人性）的理性化塑建”。
在此基础上，李泽厚评价周公曰：“到周初，这个中国上古‘由巫而史’的进程，出现了质的转折点。这就是周公旦的‘制礼作乐’。它最终完成了‘巫史传统’的理性化过程，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根本”。在这种表述中，作为中国哲学“原型”的周公“天—人（仁）”双本体结构已是呼之欲出了。
根据大量文献记载，包括周公本人关于 “天命”的大量论述和他倡行“仁德之政”的史实，鉴于周公哲学本身具有“外王”和“内圣”两个侧度，前者大体由“天”范畴生发，而后者大体由“仁”范畴体现，可见“天—仁”互补构成了中国哲学“原型”应有的“双本体”，虽然在周公那里，此哲思尚处于襁褓中。
（原文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4日2版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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