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现场
11月30日，由我院宗教研究所、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宗教研究工作坊”第3期活动在我院顺利举行。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杨辽出席活动并致开幕辞。我院宗教研究所原所长樊光春研究员、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院长李利安教授受邀发言。我院宗教研究所所长李继武研究员主持开幕式。西北大学、我院宗教研究所全体科研人员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学生、社会人士20余人参会。
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杨辽致辞
我院宗教研究所原所长樊光春研究员发言
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院长李利安教授发言
杨辽在致辞中谈到，这次“中国宗教研究工作坊”的活动使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宗教研究探究底层民众的精神世界，而且讨论的主题也是宗教“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这对于推动中国宗教、尤其是陕西宗教的学术研究有着重大意义。
李利安教授介绍了本次活动的缘起、设想和宗旨。民间信仰作为宗教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与底层民众的精神世界息息相关。本次工作坊希望从民间信仰的角度探讨长安城、终南山、关中平原三个地理空间背后深刻的文化意涵。“上山”是要表达对社会的脱离，对主流社会生活方式的反思和批判；“下乡”是要将所有的文明创造沉淀到底层社会当中，使其落地生根，发挥现实的作用。此次题目的设置初衷是希望能够进一步梳理终南山和平原乡村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地认识中国文化的格局。在今天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宗教研究十分重视的背景下，本次活动具有理论、学术和现实的意义，从事宗教研究能够为国家民族未来的文化发展提供学术的支撑。
曲阜师范大学的张淼教授作主题报告
在主题报告环节，曲阜师范大学的张淼教授通过对五六世纪关中佛道教造像碑的解读，梳理了历史上北朝时期关中民众宗教信仰的一般状况。他认为，除了传统纸质文献，碑刻文献也是研究地域宗教很有价值的资料。通过对关中地区集中出土的大量佛道教造像碑的介绍，张淼教授从精神信仰和社会结构层面展现了中古时代关中普通民众佛道信仰及其融合情况。针对张淼教授的观点，樊光春研究员认为，研究关中造像碑需要深厚的古文字功底和艺术美术史功力，做起来并不容易。张淼教授不仅对造像碑的来源作了清晰的说明，还对关中造像碑从形制到内容作了细致的分析。
我院宗教研究所所长李继武研究员作主题报告
李继武研究员介绍了秦岭太白山太白神信仰的发展与衍变过程。他谈到，太白神信仰是陕西关中一种很特殊的信仰现象。通过对太白神信仰的形成、信仰对象与内容、地位与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衍变的说明，可以看到太白神的形成及发展过程包含了庶民、文人、宗教界、政府各方面的参与。各方因各自不同的需求，共同造就了太白神。李利安教授对李继武的发言提出几点看法。他认为，一是太白神这种源于自然神崇拜的信仰表达了人类对自然奥秘的探索和对和谐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诉求；二是太白神从自然神转化成为了人格神，这种人间造神以及造神轨迹显示了中国文化的特色；三是太白神具有很强的功利性，缺乏伦理教化功能和对宇宙终极真理的探求；四是太白神这类中国的民间信仰重视礼仪的纽带性、推动性、平台性；五是太白神既要沉淀在社会民众之中，又要和这个社会的组织体系对接。这是民间信仰在底层社会挣扎的表现，也是社会底层民众被挤压情绪的表达；六是民间信仰的底层性、粗俗性等特点使其具有地方局限性。
我院宗教研究所王芳妮博士介绍了“庙宇型民间信仰”在当下乡村中发挥的作用。她以陕西境内的索娘娘信仰、天台山庙会和黑龙潭庙会为例，总结出民间信仰对普通百姓具有精神安慰、社会维系和激发其履行社会义务的功能。西北大学王雪梅教授认为，王芳妮的报告是对当下陕西民间信仰情况的真实反映。她认为在给民间信仰分类时，需要对“庙宇型”概念做进一步界定，并考虑到这些庙会的功能不仅仅体现出民众的宗教诉求。另外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兼顾宗教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田野调研方法，使内容更加详实。
我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周玉茹就佛教信仰对象“菩萨”和中国民间“娘娘”这两个词语在民众信仰生活中出现的跨界现象进行了分析。通过问卷调研，周玉茹发现有相当数量的被访者（农村妇女）难以区分这两个概念。这是由于随着佛教中国化进程不断深入，民间社会对佛教神祗进行了改造。在民众日常生活中，菩萨一词早已超越了佛教指涉的范围，成为民间神祗的称谓。张淼认为，周玉茹通过实地调研的方式，呈现出了“菩萨”这一高雅的信仰对象和“娘娘”这一世俗性极强的称谓是如何发生关联的。为了使这种呈现更清晰、更具说服力，今后可以将调研对象局限在乡村中的各个娘娘庙周围，并通过娘娘图像的搜集直观展现二者之间的联系。
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博士生郭储对以太兴山为中心的民间信仰体系进行了介绍。他从乡村与民间宗教互动的视角，以太兴山村庙群为研究对象，通过已有的传世文献、山内留存的碑刻以及访谈记录论述了太兴山上村庙的神性建构与乡下庶民的精神诉求的结合过程、太兴山民间信仰别具一格的社会组织形态。从村庙的教育意义、乡村管理、历史沿革、布局形态等多个方面，把握民间宗教信仰与社群之间的关系。我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崑威提出三点看法。一是对民间宗教或信仰进行系统的研究，不但需要深厚的理论修养，还要在该信仰存在的地方扎下根去，融入其中；二是研究民间信仰不能脱离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即封建集权的政治制度和家国同构的社会制度，“上山”与“下乡”不能分离；三是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是建构底层民众社会文化精神生活的重要手段。
院宗教研究所副所长潘存娟副研究员作主题报告
我院宗教研究所副所长潘存娟副研究员通过对个人信仰口述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展现了民间信仰在个人生命史中具有独特的功能。通过对三个案例的详细介绍，她总结出民间信仰对个体生命的四项功能，即启蒙教育、信仰引导、心理安抚和个性塑造。民间信仰具有社会维系的文化功能，具体到个体生命史中，以上各种功能正是这种文化功能的生动体现。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讲师谢志斌博士认为，“口述史”研究这种方法颇具难度，但也对更好地把握“真实历史”和“真实宗教”具有很高价值。其次，“个人生命史”的视角可以触摸到宗教文化的最深处，乃至从研究民间信仰对个体生命的影响最终可以扩展上升到其对民众集体意识、民族精神的塑造意义。
我院宗教研究所景天星博士主要从佛教名山信仰实践构建、理论贡献、学术反思三个方面对他的主题报告做过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雪窦山连续两年的“弥勒文化高峰论坛”推展了五大名山信仰，这不仅是对佛教名山信仰的实践建构，而且有非常重要的理论贡献，我们应对其进行学术反思。他还认为，佛教传入中国从四大菩萨到五大菩萨，从四大名山到五大名山，这是来自中国文化独一的悠久传统。西北大学李永斌对景天星博士的总结表示高度的赞同，提出了有关田野调查、民间信仰、菩萨信仰以及传统文化方面的一些见解。
西北大学曹振明博士对澄观“仍往峨嵋，求见普贤”之说提出自己的质疑。他从澄观的思想研究入手，以史实资料为依据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论证。通过解读《宋高僧传》等资料，他认为“仍往峨嵋，求见普贤”之说，很可能是出于晚唐末五代以来的附会或假托。他还认为澄观所负之盛名，无疑为峨眉山普贤菩萨道场形象增添了更大的可信度和声誉。景天星博士指出，曹振明博士的研究题目耳目一新，材料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对曹振明博士提到的“那罗延山、蔚州、光明山”以及五台山华严道场范围做了细致的补充，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反思。他认为有些材料是存疑，但是在历史上是起到作用的，澄观对五台山的贡献也是不可否认的。
西北大学王雪梅教授作主题报告
西北大学王雪梅教授指出，祈雨是自古以来就普遍存在的现象，地方志、民间档案文献对地方社会祈雨活动也多有记载，但比较零散。《南部档案》中保存了较为丰富的祈雨档案文献。她通过对《南部档案》中有关祈雨现象记载的研究，主要从南部县祷雨神明、禁忌与仪式空间、祈雨与南部县民众的参与祈雨、民众自发组织参与祈雨、地方官参与祈雨、僧道参与祈雨这几个方面对当时的祈雨活动做了细致分析。她指出，祈雨不仅仅是一个仪式或者民俗活动，在传统社会，它承载了地方社会各方凝聚、整合的力量，为地方社会的安定发挥很大的作用。潘存娟研究员对此作出了评议。她认为，从王雪梅教授的文章框架可以看出，这个研究是很全面的，对祈雨现象有一个非常立体的展现，让我们能够了解到更多的细节。并且，这项研究并没有只做文字描述，而是在研读后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樊光春研究员指出，宗教学研究在西安呈现出和谐发展、持续创新的态势，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我们要处理好民间宗教在学术和行政上的关系，相关的调查研究是比较欠缺的，我们应该予以重视。樊光春研究员还从民间信仰的主体、组织形式、与寺观关系等几个方面谈论了自己对民间信仰的一些认识和见解，指出我们应该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多关注当代、现代民间信仰活动，多关注这些现实问题。
李利安教授以轴心时代人类智慧大爆发为例，阐释和比较了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中国文明，认为这三种文明分别在人与自然、人与神、人与人等三种关系的处理方面有自己的独特建树。他强调中国儒释道三个主流宗教相互并列互补，大量民间宗教、民间信仰上下呼应，这样的宗教体系全球罕见、是中国独有的，这也让中国的宗教体系更加牢靠。民间信仰的非正统，非官方、非精英这样的特点使得其否定对象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民间信仰为儒释道三教并立提供了土壤、使其更具合法性，更突出了其区别于民间信仰的价值和意义。李利安教授还指出，民间信仰作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
张淼教授根据自己的出国经历，谈到了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在中国的大趋势下，学者的力量是很薄弱的，但是作为学者，要把自己研究的领域做好，正如樊光春研究员所指出的，要关注现实，不能让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断裂。，要让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信仰或者说儒释道信仰得以延续流传。我们要尽可能做好研究，把研究成果展示出来，让更多人了解、关注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中国的宗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