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永葆党的先进性
——《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理论研讨会》发言摘登
编者按
省社科院与本报日前联合举办了“纪念建党90周年理论研讨会”。十几位专家学者分别围绕我们党90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建设做了深入的理论研讨。今天本报摘要刊发部分发言。
大力弘扬延安精神永葆党的先进性
杨尚勤（省社科院院长）：延安精神是党的性质和宗旨、优良传统和作风、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加强先进性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延安精神是在中国革命重要时期形成的，是在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时期产生的，是经过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检验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以为要从几个方面大力弘扬延安精神，以永葆党的先进性。
一是要高举旗帜。延安时期，高举抗日救国大旗，把我们全党乃至全国人民团结了起来。现在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高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奋斗的整个历史就是解决怎样使民族解放，怎样使国家富强，怎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问题，所以我们只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才能把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只有思想上的坚定，才有政治上的坚定。要高度重视从思想上解决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的信仰问题，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党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启示我们：必须真正注重党的思想建设。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二是要实事求是。中国革命能够胜利，中国共产党能够发展到今天，核心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族化、大众化，用马克思主义之矢来射中国实际问题之的。现在还有一些人抱住马克思主义的条条不放，而不是以中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解决它。我觉得这里面核心的问题还是要实事求是，是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这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与时俱进一个根本的东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三句话最核心的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三是要执政为民。过去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时期共产党是没有资源的，争取民心不光是靠口号，而是靠实际行动。我们党是执政党，掌握着巨大的资源，我们能否执政为民，关乎到共产党的先进性和能否长期执政的合法性。我们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任何私利，因而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不能以权谋私。道理很简单，需要的是党的领导干部的警醒！当然，在新时期，仅有执政为民的理念还是不够的，还要有执政为民的本领。当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更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具备实现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四是要艰苦奋斗。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二位了，但按人均计算，发展水平还是很低的，我们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党、全社会要有长期艰苦奋斗的精神准备和实践，决不能被眼前的繁荣和高速发展冲昏头脑。毛主席要求的时刻保持艰苦奋斗、不骄不躁的作风，现在依然适用，而且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警示意义。
建构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机制
吕晓明（省社科院）：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制约机制意义重大。
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制约机制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客观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是我们今天认识和思考党的建设问题的前提和出发点。党的历史使命表明，和其他政党相比，更需要具有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高超的执政水平。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执政课题，处理并解决好这两大问题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因此，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从政治发展文明史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制约机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政治制度文明是现代政治文明最主要的载体和体现，它上承政治意识、下规政治行为，既是政治行为文明的基础与前提，又是衡量一个社会政治文明程度的客观性尺度。政治制度文明体现着它的“制衡性”，即不同利益之间的相互均衡以及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权力对人具有腐蚀性，不受任何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必然会被滥用而导致腐败。只有将政治权力置于一个有效制约的机制下，才能正常合理地运作。
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优势
谷孟宾（省社科院副研究员）：九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共同建设国家政权、充分进行政治协商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回顾九十年的历史，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历史发展必然的选择，也越来越规范和完善，在政党制度上体现了中国的特色和优势。
目前我国共有八个民主党派，除了中国致公党和中国农工党分别在1925年和1930年成立，其他六个政党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成立。这八个民主党派均是以上两次战争期间经过比较，自觉地、郑重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终在新中国建立前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政党格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进一步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1956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多党合作的基本格局由此确立。1957年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多党合作制度遭受严重挫折。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明确多党合作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势，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理论和政策，使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1989年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走上了制度化轨道。1993年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修正案，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有了明确的宪法依据。2002年中共十六大后，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高度，中国共产党先后制定了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和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推动国家政权建设、通过人民政协平台协商以及直接开展党派协商的制度和程序越来越规范和成熟。回顾90年的历史，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历史发展必然的选择。
党在宗教理论和政策方面的创新
李继武（省社科院副研究员）：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马克思主义有关宗教的理论必然会成为新中国宗教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但是马克思对宗教问题并未作专门系统全面的论述，所以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通过经典中有关宗教的只言片语来了解和推断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马克思曾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列宁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于是，这句话就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视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核心论断，也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的理论指导原则。
随着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两极格局的终结和世界范围内宗教复兴趋势的出现，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使经济社会结构及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宗教鸦片论”的局限性明显暴露出来，在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失败教训而缺乏成功经验的情况下，中共面临必须重新认识宗教和调整宗教政策的局面。中共中央在1982年提出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没有再把“宗教鸦片论”作为我国的宗教政策的指导思想，提出了依法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宗教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巨大转变。
1993年江泽民同志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江泽民还指出宗教具有长期性、群众性和特殊复杂性三个基本特点。中国在宗教政策方面最终确定了“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方针。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对中国宗教政策的执行和理论和认识有巨大的推进作用。中国有关宗教的这些思想观念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逐渐形成的，这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国情结合的产物，是党和全国人民共同探讨和努力的结果，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理论问题的巨大贡献。
利用互联网拓展党的活动空间
胡映雪（省社科院）：互联网在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互联网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舆论空间，网民成为党工作的重要依靠力量之一。党的活动应充分利用互联网，不断拓展和创新党的活动空间和方式，拓展党活动新阵地。
目前，党的理论创新步伐不断加快，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在网上展示，积极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理论问题，增强理论宣传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展示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形象。
党的活动也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实现党组织与党员、党组织与群众的良性互动。目前，政府网站正在适应“十二五”规划的要求，实现从“名片型”到“服务型”的积极转变，党组织的网站也应积极转型，要从单纯的发布概况信息和工作动态，转变为集下载、留言、查询、搜索、定制、订阅、论坛等多种功能的网络平台，以充分满足党员群众的各种需求。
要在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上下功夫，深入研究网上舆论引导的特点和规律，主动占领网上舆论阵地。因此，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把引导互联网舆论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要坚持用正面声音占领网络阵地，确保正确舆论导向。要积极主动引导网上热点，特别是引导事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做好重大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的舆论引导，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
主流媒体向互联网等新兴传播领域延伸是大势所趋。因此，我们要有“阵地意识”，把网络作为我们党宣传先进思想文化、引导舆论的重要阵地，牢牢掌握话语权、主动权，积极打造党的新活动空间。
新时期党的社会建设理念
张芙蓉（省社科院）：改革开放以来，我党领导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适时地提出和开展了规模空前、内容广泛的社会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加强社会建设的宝贵经验。
保证社会进步成果全民共享，是我国社会建设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为保证社会建设普惠于民的正确发展方向，党先后提出并贯彻了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公正两大基本原则。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公正，涉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和谐社会建设是我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对社会建设提出的更高要求。在我国改革发展的新时期，和谐社会体现了社会建设的基本要义，其所内含的主要特征，遵循的重要原则以及承担的基本任务都在明确体现着新时期社会建设的主要目标，彰显着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本质属性。
大力推进民生工程建设。国家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后，我党开始将社会建设目标有步骤地向民生方向转移。通过坚持民生保障多元化的建设方向，充分调动各种力量，完善各种机制，促进市场、政府和社会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向共同发挥作用。
坚持社会建设人人有责，共建共享原则。我党在进行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一直坚持群众路线原则。强调在发挥党和政府作用的同时，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促进和谐社会人人有责、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共建共享成为推进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原则。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历史经验
薛金慧（省社科院）：（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思想基础。我们党正是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不照搬照抄别国经验，打破各种教条的束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不同时期的实际结合起来，成功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发展。
（二）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前提。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一方面结合时代特征和时代发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正确的解读，揭示其契合时代的内容，凸显其时代价值。另一方面要不断升华实践经验，为马克思主义增添新的时代内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三）以解决时代问题为中心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基本目的。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主线和脉络。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程，破解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时代问题，实现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
（四）坚持世界眼光科学判断世界形势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关键所在。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求我们科学判断国际格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妥善处理影响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各种复杂因素，抓住和用好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提供的战略机遇，回应和阐释时代与世界发展的各种问题，体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向制度反腐转型
郭兴全（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反腐倡廉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纵观我们党的历史，既是一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史，又是一部反腐倡廉、不断纯洁队伍、提高战斗力的斗争史。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党风廉政建设上长抓不懈，腐败现象始终处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不应搞群众性政治运动，而应通过加强法制保障人民民主，走依法治腐的新路子，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现象的滋生，做到防患于未然，不断解决腐败滋生蔓延的深层次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新形势，提出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
在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进程中，我们党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以维护公平正义为目标，着眼于官员利益冲突的防范，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理念不断创新，积累了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宝贵经验。建党9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初步建立。一是规范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的法规制度日渐完善。二是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监督制约的法规制度取得重要进展。三是违纪违法行为惩戒制度渐成体系。四是规范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法规制度不断完善。
党指导古籍保护与整理工作
高叶青（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建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古籍整理与保护方面开展了很多实质性的工作，在建党90周年之际，将党在古籍方面所做工作进行梳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
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古代小说名著的整理，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开始复苏。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确定了古籍整理出版的方针，制订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改革开放以后，针对古籍整理中存在的问题，陈云同志作出了重要指示。以此为标志，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制定《1982～1990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古籍整理出版蓬勃开展。制定《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针对当前形势和需要对古籍整理工作的重点作了适当调整。组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加大了对古籍整理的有效管理和宏观调控作用。
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部署下，古籍整理与出版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新版古籍出版数量大幅度提升，学术质量提高；大批重要古籍、重大项目得以整理出版，众多出土文献得以及时汇集问世；选题范围拓宽；基本形成了老中青的合理人才梯队，古籍出版力量进一步壮大和充实。
（链接：http://www.sxdaily.com.cn/data/llxw/20110623_10001152_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