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震: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共产党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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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震: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共产党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发布时间:2021-11-10      作者:唐震    来源:《新西部》    访问量:2376次  分享到: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就是要通过党史学习教育,领悟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方式方法,不断提高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本文撷取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重大历史性会议决议的基本思想,对党在重大历史关头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坚持和发展做一简要阐发,作为对党的百年历史中重大历史节点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重温和纪念。

唯物史观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社会进步和社会变革的重要思想武器。作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最一般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科学认识社会历史和把握社会发展大势的重要方法论。这一理论以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为主线,以这一矛盾的展开、运行和演变所导致的内部关系、内在结构的运动变化及其调适为人所发挥能动性的根本依据,它所包含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必须不断地实现协调统一、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必须不断地相互适应等基本关系原理,为我们全面系统地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指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通过揭示历史发展更替变化的总根源,为无产阶级作为执政阶级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储备。就此而言,不断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能科学地掌控社会精神力量与社会物质力量之间的密切关系和内在结构,准确地查找出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症结和发展变化的方向,更好地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的意志推进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社会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换言之,改革开放的理论意义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践行。中国共产党人靠马克思主义起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功;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反思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这一探索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全面践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集中体现。

一、科学把握历史辩证发展中的“度”,在上层建筑领域实现纠偏,使党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正确发挥

唯物史观认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地反作用,但如果作用过头,则会变成经济基础的桎梏力量,从而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前,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笼罩在国家上空,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一些运动甚至到了政治挂帅,以政治标准否定一切的地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了近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冷静分析了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做出了全党工作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准确判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保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的党的工作会议,在党的政治建设上起到了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巨大的扭转方向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这次会议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两个会议的整个过程中,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增强了团结。这里的增强团结,实际上是在思想认识上达成了高度一致。这些统一思想认识的大会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新的政治局面的到来,真正体现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政治上的转向和正确导向,很快出现了得民心、顺民意的党风政风,迎来了全党的思想认同。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号召,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2.在思想上层建筑领域: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经过社会主义大跃进和十年文革,中国社会人心浮动,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因此,改革开放初期亟需澄清思想上的混乱,而重点在于把握好社会矛盾。结合过去混乱的政治局面下无法进行经济建设的深刻教训,中央认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当前,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党中央的这些决定,使全党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等进一步统一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工作上,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有了明确方向和着力点。

二、紧紧抓住社会生产方式中“生产力”这个根本,在生产关系领域实行调整,使利益格局更加符合历史主体要求

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奋斗目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理论上看,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实际上是对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浓缩概括。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等领域的水平提高了,我国整个经济社会领域的生产力必然大幅提升。为此,中央进一步明确,为使四个现代化目标顺利实现,必须“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并认为这“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1.按经济规律办事,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

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采取这些措施,充分发挥了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2.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承认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及其差别

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农村改革领域率先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对“一大二公”、“三面红旗”等涉及生产关系的政策和理念进行根本调整。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帐目公开。

3.必须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协调发展和综合平衡

1978年前后这段时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状况,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对国家经济发展中重大经济关系给予高度关注,这些重要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中也得到集中体现。全会特别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论著中对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的重要论述具有重大指导价值,全会指出:国民经济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妥善解决。我们必须在这几年中认真地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以便为迅速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可一拥而上,造成窝工和浪费。这些决策,充满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辩证法思想,使党的经济思想得到了充分体现,也是对唯物史观的正确贯彻。

4.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人民的生活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必须坚决反对对人民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同时,我国经济目前还很落后,生活改善的步子一时不可能很大,必须把有关的情况经常告诉人民,并在人民和青年中继续加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思想教育,各级领导同志必须以身作则。中央特别注意到,改革开放必然涉及到产品价格的变动,从而有可能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针对农产品价格问题提出了十分具体的要求: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用塑料等农用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在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年降低百分之十到十五,把降低成本的好处基本上给农民。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以后,一定要保证城市职工的生活水平不致下降。粮食销价一律不动;群众生活必需的其他农产品的销价,也要坚决保持稳定;某些必须提价的,要给予消费者以适当补贴。

三、坚持群众观点和人民民主,对意识形态领域拨乱反正,在历史遗留问题上扫清思想障碍,使党摆脱沉重桎梏一心一意谋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全社会经历着巨大的思想变革,许多历史问题与现实发展纠结在一起,严重影响着党的思想建设。鉴于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专门就历史上若干政治事件和政治评价问题进行讨论,澄清认识,共谋发展。

1.澄清“四人帮”余毒影响,肯定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的政治路线及工作成就

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四人帮”硬把一九七五年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会议指出: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2.纠正所有冤假错案件,营造良性的积极地鼓舞人心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结束以后,这个任务还要坚决抓紧完成。会议一致认为,采取这些步骤,正是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表现,正是高举毛主席旗帜的表现。

3.强化民主监督,纠正极权专权做法,树立宪法权威,保障公民权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指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会议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必须坚决反对。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因此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党的统一领导和各个生产组织的有效指挥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各级领导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进行适当的解释说服。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民主和法制问题的强调,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四、回归真理在社会意识中的本体地位,在党的作风建设上倡导马克思主义学风,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顺利贯彻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会议一致认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1.全会直指官僚主义对党风学风的影响,旗帜鲜明地重申真理与实践的关系

三中全会深刻认识到全党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的难点所在,因而能够设身处地地触及到人的思想最深处,让每个人从实践中汲取力量。1976到1978年,通过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纠正了被他们颠倒的许多思想理论是非。但是,还有不少同志不敢大胆地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面对这种状态,全会要求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要继续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同时坚决要求克服权力过于集中的官僚主义、赏罚不明现象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以利于人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2.全会充分顾及人民群众对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深厚感情,坚持对历史人物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

全会冷静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他的卓越领导,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历来对自己的评价。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遵循。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等等,正是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历史态度。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对我国经过40多年改革之后形成的新经济基础做了详细概括,他指出:“40年来,我国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17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概括起来说,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民营企业由2010年的1家增加到2018年的28家。我国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国际市场开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广大民营企业家以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组织带领千百万劳动者奋发努力、艰苦创业、不断创新。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这说明,每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前进的道路上,总是会回过头来冷静观察我们现有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我们的发展是否偏离了经济基础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性思维的指导之下,中国道路才会走得更加长远。


唐震,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原文刊登在《新西部》202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