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是人类社会始终要面对的风险和挑战。历史上没有哪一种社会制度能够阻止自然灾害的发生，但不同的国家、不同社会制度对于自然灾害有着不同的应对方式。汶川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实践证明，优越的社会制度在灾害发生时以其强大的社会动员力，调动、组织和凝聚社会力量，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灾害发生后，由党和政府统一领导，充分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快速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支持的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体系，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能力和先进性；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充分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社会动员不是资源的新增，而是资源的调动、集中与重新配置，尤其当遇到重大灾害时，有效有力的社会动员可以使整个社会的潜能得到超常的释放，暴发式地增加灾害应急资源，从而在短时间内形成解决抵御灾害的巨大社会合力。这时的社会动员往往比灾害本身所辐射的对象和其涵盖的内容更加广泛，既包括了各类组织、机构及其人员力量的调动与整合，也包括了物质、技术层面资源的调动与配置，还包括了公众的心理期待、善待生命、热爱生命的人本精神以及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等。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动员能力、物质保障能力、精神感召力的大展示。
一、组织动员：为战胜灾害搭建起强有力的领导保障体系
任何一个受灾地区，由于它原有人员、资源以及运转体系和运转节奏完全被自然灾害破坏，而且这种毁坏已经远远超出了自身的恢复能力。这正是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应急反应能力和社会动员机制的巨大考验。汶川特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给灾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地震灾害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迅速成立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周密组织、科学调度，建立上下贯通、军地协调、全民动员、区域协作的工作机制，迅速组织各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紧急调集大批救灾物资运往灾区，全力抢救伤员，切实保障灾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尽最大努力把地震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精心部署受灾群众安置工作，举全国之力抗震救灾，及时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一级响应，灾区各级政府就成立了应急指挥中心，统一指挥抗灾。通过地方政府调动全社会资源和力量，迅速投入抗震救灾抢救人员生命的战斗中。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全力投入，深入的动员，使每一个小区、高校、乡镇、工地、企业以及社会组织迅速进入联合抗灾状态。在抗震救灾行动中，中央、地方、军队、民众、传媒等社会各种力量的互动、协调与整合快速有效。这种快速反应能力与强大的社会动员机制，在进行紧急外部救援过程中清晰的显示出来。在救灾过程中所动员的国家力量和规模，已经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也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在应急状态下的社会动员，不可能也没有时间预先制定各类计划和完善的实施方案。因此，党和政府各级组织机构就成为社会动员的组织者与协调者，做到统一认识，协作行动，发挥组织之间的协同效应。尤其是在救灾资源的调配与协调上，通过政府强有力的组织，把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充分调动起来，进行优化配置，并按照一定顺序、排列、比例等进行合理构架，实现最佳的资源分配，达到最高的资源利用率和最大限度地提高动员效能，确保在灾害面前把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降到最低。
政府掌握着重要的社会资源，具有巨大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能力，特别是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政府是社会动员的核心，也是最重要的主体。只有政府才具有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的权威。灾难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一个国家凝聚力的考验，也是对政府应急的责任意识和社会动员机制的全面检验。
社会动员过程中需要有效的组织和协调。灾害是需要全社会共同面对的危机，也就需要政府、社会和公民个人三方面协同努力。一旦有灾情发生，政府能够迅速作出反应，社会组织可以进行有效行动，帮助政府筹集一切可能的慈善资源，汇聚成一方有难、八方支持强大的社会行动力，就可以让整个抗震救灾经受得起灾难的考验，让灾难的损失和灾难所造成的痛苦降低到最低限度。社会组织的参与则体现了现代社会公民的责任感，增加了民族的凝聚力，提高了政府救灾行为的透明度，也形成了对政府救灾行动的补充和监督。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尤其是国家的体制和运行机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为未来灾区的建设和恢复提供了充分的、可持续性的动力。大灾大难之中建立和形成的社会帮助机制。
二、物资技术动员：应对灾害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强大的综合国力为抗灾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显著提升的科技实力为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在抗灾中，从中央到地方政令畅通、步调一致，各部门服从大局、密切协作，形成了克服困难、战胜灾害的强大合力。军队和武警部队充分发挥了主力军和突击队的重大作用，从人力、物资、设备以及技术方面全力援助，派出支医疗队、防疫队、心理专家服务队。从全国各地以及国家战略储备中筹措大量救灾物资，构建起空中、铁路、公路、水路立体运输线，将数百万吨食品、药品、帐篷、抗灾机械等，源源不断运到抗灾一线。在地质结构极其复杂、道路桥梁严重损毁、塌方和泥石流不断发生的情况下，短短几天就打通了通往重灾区的生命线，并全面修复了电网、通信，创造了世界抗灾史上的奇迹。抗震救灾充分运用高科技手段，雷达生命探测仪、百吨液压顶、专业救助直升机、海事卫星电话等投入救灾。启动卫星绘制气象云图，实施卫星通信，进行地貌普查，提供导航服务，将灾区的重要信息及时提供给指挥部，运用卫星网远程会诊、救治伤员。在灾后恢复重建中，各个环节都大力应用新理念、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以适应重建的新要求。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强有力的技术保障，极大地提高了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能力和效率，强有力的物质技术条件保障，为赢得救人时间、提高救灾效率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任何制度能够阻止像汶川地震这样大的自然灾害的发生，但优越的政治制度却能够在灾害发生时减少人类的损失。
恢复重建中，中央财政给予灾区极大的支撑，同时北京、广东、上海等省、市对灾区的县(市)连续3年进行对口支持，为灾区恢复重建注入了活力并将继续增加，各级地方政府也及时调整年度财政预算，不断增加重建资金投入。创造性的建立了“一省帮扶一重灾县”的对口援建机制，一些地方政府也及时调整年度财政预算，不断增加重建资金投入，这些都为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汶川抗震和恢复重建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和科技水平的快速发展，从而为夺取抗震救灾胜利奠定了坚实物质与技术保障，也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
汶川抗震举国救灾规模空前、行动迅速、救援有力，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体现了卓越的执政能力和各级党政组织同样卓越迅速的执行力。
从抗震救灾中，我们看到的是党和政府对生命的珍视和关爱、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这是执政党和人民政府在巨大灾害考验中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核心理念集中体现。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这次灾害发生后，各级领导干部在抗震救灾第一线，身先士卒，发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一切想着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社会各界数以万计志愿者奔赴灾区，积极参与灾区抢救护理伤员、心理抚慰调适、排查灾害隐患、维护灾区稳定等工作。他们不计报酬、不怕困难、不顾危险，有的不远千里运来了灾区急需的食品和水，有的放下数千万元的生意加入搜救队伍，有的为了去灾区甚至不惜举债前行。这种“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义举，播撒着同胞之爱、民族之情，彰显着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光辉，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有效组织、凝聚人心、周密部署、切实保障的具体行动，不畏艰险始终冲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这不仅让灾区群众看到了希望、增强到了信心、增添了巨大的精神动力。这种身体力行就是最有效、也是最有力的社会动员。
地震无情，人间有爱。“一切为了抗震救灾”，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全国各地一支支救援队伍、一批批救援物资以最快速度源源不断抵达灾区。各地腾出最好的医院和病房接纳灾区伤员，用一流的设施和最好的药品，为灾区伤病员提供一流的服务。从城市到乡村，从领导机关到企事业单位，从老人到孩子，从下岗职工到残疾人，从农民工到企业主，人们以强烈的爱心和责任，尽自己所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献智。
调动、整合、配置社会资源是社会动员的内在要求。通过调动社会各方力量，整合和重新配置各种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形成全社会解决危机的巨大合力。在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面前，我们成就了平时不可能成就的壮举。一方面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傲立于世的不朽的内在价值，另一方面也是人性深处向善力量的集中迸发。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关注灾区，伸出了援助之手，以灾区群众为本。在灾情发生后，以灾区群众为本是以人为本的生动体现、集中体现。社会以人为本，人应当以社会为本，人与社会是双向互动的。抗震救灾中所形成的社会动员也是这样一种双向互动关系。
信息的公开透明，成为政府动员和凝聚抗灾力量的重要手段。面对巨大的地震灾害，党中央快速反应、快速决策，在第一时间全面公开信息。有关地震的海量信息通过互联网、电视、广播、平面媒体、手机短信等途径，以最快的速度将灾情告知全国人民。灾情发生后，大量真实、全面得信息，记录着灾区那些近乎残酷的残垣断壁、满目苍夷、伤者的呻吟和死者的沉默……没有丝毫掩饰的公开在公众面前，传递着灾区数百万群众的呼喊与期盼、滚动着全国各族人民心系灾区，与灾区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决心和信心。这种发布信息的及时、权威、迅捷、真实、详细，层次完整，最大限度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公众可以了解灾害的性质、特征、现状、趋势等，从而对灾害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与判断，避免因信息短缺、不畅引起的恐慌。信息发布准确全面，打通了对内与对外的界限，这也让世界各国看到了当代中国的坚定与自信。政府信息披露机制发挥了极为显著的作用，信息及时公开，完全透明，这对于稳定民心，推进救助，增加政府公信力，起到了极为重大的作用。民众通过政府及时发布的真实信息，产生对政府的信赖，在积极支持、配合政府抗震救灾行动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由此在民间形成了强大的自我动员机制，自发地组织起来捐钱捐物、义务献血。透过电视、报纸、广播以及新兴的网络媒体等传媒动员，向社会公众及时提供了最新、最全面和最细致的信息。深入及时对抗击灾害场景与模范事迹的报导，成功地感染了公众，激发起公众临危不惧、万众一心、团结协作战胜灾害的信心，而有效信息回馈也把公众的关注、担忧、要求、建议等等表达出来，这些都汇聚成夺取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胜利巨大的精神力量。
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造成的惨重伤亡和中国政府、中国社会和全体中国人民在这场抗震救灾艰难过程中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尤其是政府在灾难过程中显现的透明、高效、奉献精神和强大的动员能力，以及开门救灾，开放救灾，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国际社会也伸出援助之手，这不仅极大地增强我国抗震救灾的物质能力，也有助于化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误解和矛盾，赢得了全世界的高度赞赏，也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本文系作者在成都举行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作者：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牛昉 链接：http://jcdj.gmw.cn/2011-04/27/content_1895570_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