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汉地，除翻译为首功外，其次就是对所译经论的讲解，即史称的“讲席”。佛典讲席又称讲肆、法席、法筵、法肆等，是与佛典的翻译同步或略晚形成的。佛典讲席肇始于东汉末年，发展于两晋南北朝，成熟于隋唐，流传至于近现代，前后持续两千余年，是佛教传播、僧才培养、教化大众和佛教完成中国化的主要形式，也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宗教文化现象和宗教文化活动。
佛典讲席历经发生、发展、成熟、变异和定型的过程，笔者以为，中国古代佛典讲席可粗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东汉末年佛教的传入至鸠摩罗什译经之前，是佛典讲席的发生时期，也是佛典讲席基本制度的形成时期。第二个时期自鸠摩罗什译经至唐朝中期，是佛典讲席遍布大江南北、义学发达、论师和祖师辈出的时期，也是中国佛教学术从学派到宗派的发展演变时期，即佛教完成中国化的时期。第三个时期自中唐至近现代，是佛典讲席的变异和定型时期。中唐时期，讲席因社会大众的需求，逐渐分化出僧讲和俗讲，僧讲针对出家人而言，相对专业和学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形式稳定，延续至今。俗讲针对社会大众而言，侧重通俗的故事性和教化性，后来对中国民间文化、宋元时代文学艺术影响深远。
最早的讲经记载见于中国第一个出家僧人朱士行传中，士行“尝于洛阳讲《道行经》”。僧人竺法乘在敦煌立寺延学，“诲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礼，大化西行，乘之力也”。“讲席”之名见于晋时僧人竺潜传中，竺潜（公元289—374年）于晋永嘉初避乱过江，“优游讲席三十余载，或畅《方等》，或释《老》、《庄》”。晋哀帝好重佛法，遣使征请，“潜以诏旨之重暂游宫阙，即于御筵开讲《大品》，上及朝士并称善焉。”早期讲席以讲解佛经为主，竺潜在讲佛经的同时，还讲解《老》、《庄》，这一方面与当时玄学的社会时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听众理解佛经的义理需求有关。佛经义理深邃，有时需要借用《老》、《庄》中的义理来疏通，如竺法雅、康法朗和道安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晋庐山释慧远，早年追随道安，闻安讲《波若经》，豁然而悟，年二十四，便就讲说。“尝有客听讲，难实相义，往复移时，弥增疑昧。远乃引《庄子》义为连类，于是惑者晓然，是后安公特听慧远不废俗书。”
佛典讲席的兴起借重于佛教经论的翻译，佛经早期的翻译被称为“旧译”。朱士行传中记载，“昔汉灵之时，竺佛朔译出《道行经》，即《小品》之旧本也，文句简略，意义未周。士行尝于洛阳讲《道行经》，觉文章隐质，诸未尽善，每叹曰：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遂誓志西行求取经本。僧人道安因“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或者格义、或者唯叙大意，便成为早期佛典讲席的主要特点。
早期讲席史载很少，据僧传载，支遁讲《维摩经》、《道行般若》和《小品》等，竺法济、支昙讲《阴持入经》，竺僧敷善《放光》及《道行经》，道安在樊沔十五载，每岁常再讲《放光波若》，僧朗和竺法太讲《放光经》，昙影讲《正法华经》及《光赞波若》等。
至道安时，佛经讲解有一百余年的历史，道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讲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讲席有讲经法主和都讲，有时还有“复讲”或“覆讲”。设复讲是为了培养新的僧才法主。主讲人被称为讲经法主，而代大众提问、或向法主设难，与法主一问一答，往复不已，被称为“都讲”。听众也可以直接提问，如佛图澄曾讲经，道安为覆讲，道安讲时，“疑难锋起，安挫锐解纷，行有余力。时人语曰：漆道人，惊四邻。”支遁曾为讲经法主，江南名士许询为都讲，“遁通一义，众人咸谓询无以厝难；询设一难，亦谓遁不复能通，如此至竟两家不竭。”足见当时讲席论辩之热烈。
南朝僧旻对于讲席规矩有所完善，“又尝于讲日谓众曰：昔弥天释道安，每讲于定坐后，常使都讲等为含灵转经三契，此事久废。既是前修胜业，欲屈大众各诵《观世音经》一遍。于是合坐欣然，远近相习。尔后，道俗舍物乞讲前诵经，由此始也。”
讲经法主所坐之座，被称为“师子座”或“高座”，讲经法主地位极高，是古代出家僧人们终极性追求之一。鸠摩罗什译场众多僧人都是讲经法主，僧导是京兆人，十岁出家，至年十八，博读转多，神机秀发。僧睿“见而奇之”，问曰：“君于佛法且欲何愿。”导曰：“且愿为法师作都讲。”睿曰：“君方当为万人法主，岂肯对扬小师乎。”
佛典讲席最早始于讲解佛经，后来才有对经、律、论的讲解，而很多主讲者遍讲群经，有时不仅讲佛典，也讲《老子》、《庄子》、《春秋》、《论语》、《周易》和《孝经》等。佛典讲席主要设于各地寺院，有的寺院专构讲堂，设四柱高座；有时因帝王之召而临时设于皇宫，或受达官贵族之邀而开讲于官宦宅邸，或因大众之需求而盛开讲席于街道旁边等。可见佛典讲席是一个开放式的文化大讲堂，是中国古代社会经典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也是古代社会大众接受文化教育的主要渠道之一。
佛经翻译始于东汉中叶而终于北宋初年，前后持续一千余年，成为我国古代社会对外交流的重大文化工程之一。佛典讲席则前后绵延持续大约两千年至今未衰，成为我国古代社会重要的、贯穿始终的、社会大众参与最多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之一，这不能不说是古代劳动人民和有识之士共同创造的巨大文化长城，也是古人留给我们今天的一份巨大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