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他出手不凡，1978年以一篇《窗口》满载盛誉，时任中国作协主席的茅盾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以《解放思想，发扬文艺民主》为题的发言中，点名表扬了他的《人民的歌手》和《窗口》两部作品。他曾是知青、装卸工、记者、编剧、导演，无论哪个时段，也无论哪种职业，他都做得相当出色。不管职业和身份怎样转换，有一个身份几十年中一直伴随着他，那就是作家。写作对他来说犹如不断的搬运装卸，那瘦弱的身躯竟然会有谁都意想不到的爆发力与耐力，一边飞奔，一边是热气腾腾的汗水浸透着的笑脸。他码了千万字，他的作品并不随意和轻松，那沉甸甸的方块字，是对文学的尊重，也是对人生的不敷衍。人们在他的语言里能找到质朴和感念，也在他的文字中会体味到担当与气魄。我辈有幸，得以与他共事。他很平和，头顶没有神秘的光环；他很无私，处处暗地帮助别人并提携后辈；他很安静，但他喜欢和人聊天，会议室、饭堂里、道路上、邮件里，海阔天空，话题无所不在。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有感，并穷追他做了访谈，记下这篇文学话题的片段。
莫伸：陕西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西安电影制片厂编剧、导演。
魏策策（以下简称魏）：莫老师好，一直想找机会和您聊一聊，但发现您时间安排得很满，如果不“逼迫”您分出点时间，这一年都没法进行访谈了。所以首先谢谢您！
莫伸（以下简称莫）：不能谢我，是要谢你。有些事情总是要逼一逼的，时间也一样。
魏：对您的创作，我粗略地做了些了解。您是上世纪70年代末出现在文坛上的，至今您发表或出版的作品（包括影视剧本）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一千万字。这样的工作量恐怕不仅在陕西作家中，即使放在全国范围内，也是不多的。
莫：就纯粹的文字量来说，我确实写了不少。这要归功于我比较早地用电脑来写作，算是借助现代化的工具来提高效率。不过文学作品不仅要论量，更重要的是论质。
魏：我提一个可能冒昧的问题，您觉得自己作品的“质”怎么样？
莫：这个问题最终要读者说。甚至要经过很多年以后的实践和考验后再由读者说。
魏：我理解，经典最终都是由读者和时间挑选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文学作品的经典同样需要接受读者和时间的考验，需要沉淀。尤其当下，不少读者是被书商和不负责任的评论牵着鼻子走的。而书商则是被利益驱动着往前走的。有些书商为了达到商业目的，千方百计对一部作品进行包装和炒作。这种包装和炒作其实是极不负责任的。
莫：有同感。这种现象确实存在。
魏：我还有个感觉，不少有成就的艺术家，比如梵高、司汤达，在活着的时候不被理解，死后却声名显赫。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对时下读者的反馈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认为舆论说好，就一定是好。
莫：确实是这样。有一次老作家王汶石的老伴儿高彬老师告诉我，她现在对于一部书的评价是必须通过自己的亲自阅读。其他无论报纸、电视，还是研讨会，她都不轻信。高彬老师是一名出色的老编辑。过去《延河》杂志的小说大都经她看过。她说这句话，显然是有感而发。其实由于炒作之风盛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流行的文学评论甚至文学舆论表示出怀疑。
魏：现在大家都在讲市场，其实我觉得作为精神产品，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不能一味地讲市场和追市场。在文学鉴赏和文学品味的提高上，不能简单地跟着市场走。
莫：对的。我还想添两句，一句是不能盲目地捧作家，另一句是不能盲目地捧读者。读者并不万能，也并不总是正确，过去有句话是针对影视市场说的，“观众就是上帝”。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实践，我越来越不认同这种说法，观众和读者同样需要引导，需要教化。人的读书品味和艺术鉴赏品味是不会天然就高的。
魏：您是文坛上起步很早的作家，据您观察，这些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上的浮躁之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莫：其实一直存在。区别只在于各个历史阶段面对着各自不同的问题，也有各自不同的表现。“文革”和“文革“前的文学研究主要是被“左”的思潮笼罩着，那时候文艺只能“为政治服务”，表现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上，是只能跟着政治风向走，这种跟着政治发声甚至到了荒唐的程度。比如上面说苏联好，美帝国主义坏，大家就一窝蜂地歌颂苏联痛斥美国。至今我还记得，小时候满墙贴着的标语是“中苏友谊牢不可破”，“中苏友谊万古长青”，那时候谁要敢说一句对苏联不恭的话，你马上就会变成反革命，有些人甚至为此被判刑和枪毙。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中国和苏联突然之间又翻脸了，老百姓还根本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又改口大批苏联。那时候无论作家，还是评论都必须跟着这些政治风向转。转得又快又自觉。你要说那时候的作家没有脑子、没有骨气，那绝对不是事实。但是你越有骨气越有脑子，你就越倒霉。而且不是你一个人倒霉，是全家人都得跟着你倒霉。所以大家就只能闭着眼睛跟风转，并且唯恐转得慢。客观地说，即使这样附庸和紧跟政治，作家们仍然逃脱不了头顶笼罩着的厄运。尽管那时候我本人还小，根本没资格介入文艺界，但耳濡目染的印象中文艺界整天都在搞批判斗争。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被批判了，后来很快就升格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也被批判过，还有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等等。可以说太多了。掰着指头算，从批胡风开始，文艺界的批判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场批判都口诛笔伐，义正词严，形成了强大的声势，大有不将对方置于死地决不罢休的疯狂。回过头看，那些批判全都是不负责任，也全都经不住实践的检验。
魏：我曾听一位走过来的老作家说，“文革”期间，作家们全都提心吊胆的。
莫：因为“文革”首先就是从文艺界开刀的。批判“三家村”，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等。所以“文革”中几乎所有的作家都遭了难。以陕西为例，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魏钢焰等等，几乎没有一位能够躲得过批斗。有一位很出色的作家叫王宗元，写过小说《惠嫂》，以后改编成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电影《智取华山》也是他创作的，在“文革”中自杀了。
魏：是吗？我还真是不知道这些。
莫：你年纪轻，当然不知道。问题的可怕在于许多知道的人也都忘记或者基本忘记了。其实沉下心想一想，在“文革”中提心吊胆的绝不仅仅是作家们，应当说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提心吊胆。区别只在于程度不同。那时候讲究“根红苗正”，凡“根红苗正”者，政治上就天然地具有了一层保护色。可是有了这层保护色就不提心吊胆了吗？解放军战士够“根红苗壮”了吧，可是我就知道一位解放军战士擦桌子时，把桌子上摆放着的毛泽东的石膏像挪了一下位置，结果一失手掉地上摔碎了，他当时就吓得面如土色，双膝跪地，磕头如捣蒜地连连向毛主席、事实上是向周边看见这个情况的人“请罪”，这能说他不是提心吊胆吗？不提心吊胆他为什么吓成这样？
魏：“文革”结束以后呢？
莫：“文革”结束，新时期开始，文学艺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繁荣大发展，文学创作的尺度也放得越来越开。应当说80年代的文学确实让人耳目一新，而且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让人意想不到的飞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出现了一些潜在的问题，比如在百花齐放的同时，大家失去了应有的分析力和辨别力，开始不分良莠地崇拜舶来品。加上文学尺度放开以后，文学逐渐和市场接轨，开始出现了创作上的急功近利和迎合商业需要的投机炒作。评论界同样，一些评论家开始脱离开文学创作的实际，闭着眼睛说话。凡有新名词，就拼命追逐；凡有新观点，就使劲儿鼓掌。其实无论新旧，总要有个实事求是的态度。新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旧有不好的，也有好的。有一段时间，几乎每一部小说都写性事，而且写得那么肆无忌惮，完全是为了吸引眼球和追求商业效益。这绝对不能说是正常和健康的。
魏：我也注意到评论界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比如学术界说一部作品好，大家根本就没明白好在何处，却都拿着放大镜去找作品的“好”，且不要说看本质，连现象都不看，甚至许多人根本就没有认真地去研读这部作品。
莫：是。眼下有一些文学评论完全是空对空，是为了课题和经费。这不仅不是搞文学评论，而且很容易误导他人，尤其是容易误导年轻人和文学爱好者。
魏：根据您在文坛上的经历，您认为文学研究应当怎么样做才好一些？
莫：我没有细想过这方面的问题，只能粗浅地说。我觉得搞创作一定要深入生活，一定要重视实践，要尽可能地跳出圈子，扩大胸怀和视野，否则不能成为好的作家。做文学研究恐怕也应当这样。否则为学术而学术，或者只在书本上学术，学术就会有毛病。毛病大抵上是两种。一是学术变得无的放矢，成了与文学创作毫无关系的自说自话。二是学术成了无源的死水，结果越做越枯竭，最终只好去堆砌名词，或者变幻着手法，用富丽堂皇的装饰去遮掩本质上的苍白。我个人觉得：现在有不少文学批评——尤其是学院派的文学批评，你读时觉得很茫然。因为全篇除了从国外抄进来的一些玄言奥语，没有多少扎实的东西。我觉得搞文学研究最好的方式，应当是一只脚踏在圈里，一只脚跳在圈外。或者说应当一只眼睛看着书本，一只眼睛看着生活，这样才能把文学研究做活，这样的文学研究也才真正有益于文学。
魏：其实您这个观点可以不仅针对文学批评，而且可以针对更大范围内的学术研究。这些年，我越是研究文学，就越产生出一些困惑。比如，文学研究需要精雕细刻地去研究，这不错，但是对一部作品的研究如果不放在大的历史视野和社会背景下，这种研究就会狭窄和小气，就会出现刚才说的钻牛角尖子式的、闭着眼睛说好说坏的情况。我注意到，有些评论家甚至离开了一部作品最重要的核心，比如作品的内容，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而只去评论作品的文本。洋洋万言说文本，其实说来说去，没有说出多少新东西。如果硬要说有新东西，也就是鸡蛋里挑骨头式的强行找出新东西。
莫：我完全同意你这个观点，其实和写作品一样，文学评论既要有宏观抽象，也要有微观具体。而且只有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的研究，才不至于局限，也才真正能够体现出研究者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