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张相片，是您在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会期间，与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第五期学员的合影。相片上有很多作家都是当今文坛上的大腕。
莫：是的。第五期学员人才荟萃。仅中国作协副主席就出了四位。其中不少作家都是在全国范围内有很大影响的。比如蒋子龙、叶文玲、刘富道、韩石山、叶辛、张抗抗、王安忆、竹林——对了，前些天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篇文章，叫《忆大山》，是回忆作家贾大山的。贾大山就是和我同在第五期文讲所学习的同学。他是从河北正定县去的。
魏：那您看到《忆大山》这篇文章是什么感觉？
莫：非常亲切。因为和贾大山熟悉，所以读起来感触也就多。尽管习近平写这篇文章时还不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但那时他已经是基层领导，至少是正定县的最高领导。但透过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到他对贾大山有那样一份既真挚又淳朴的情感，整篇文章也具有那样一种朴素气氛。确实不容易，不简单。
魏：贾大山老师的《取经》曾获新时期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是和您一道获奖的吗？
莫：是。我们是同一期获奖。陕西同时获奖的有贾平凹。那一回全国范围内获奖的有王蒙、刘心武、张洁等等。卢新华也是那一期获奖的，他获奖的小说是《伤痕》。
魏：您在讲习所学习期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莫：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那么多的作家。认识了作家，看他们的作品就会有一种亲切感和直接感。这种亲切感和直接感可以相当有效地帮助你走进他们的作品。看熟人的作品有两点不可忽视，一是你一边读一边会想，为什么他们会选择这样一个题材？为什么会选用这样一个细节？为什么会采取这样一种手法？语言风格又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等等，你会带着兴趣读，也会被他们所震撼。第二是会有一种激励作用，这种你追我赶的学习是一种内生力，不是外力。文学创作的学习有宏观，也有微观。并且宏观和微观一个都不能缺少。每个作家都是从这种一点一滴开始学起，也是由这一点一滴来积累和促进的。
魏：除了作家圈中的人际交往，你们在文讲所学习期间肯定会听课。听课的收获大吗？
莫：来文讲所讲课的人很多。比如老作家丁玲，海外作家聂华苓，包括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专家们都来讲。从国内讲到国外，从苏联讲到欧美。从文学讲到政治，讲到经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气象上并不存在什么灾害，至少没有出现大的自然灾害，就是我在文讲所的课堂上听到的。当然之前听老百姓说得就很多了，老百姓说那三年根本就是人祸。但是老百姓只能说自己身边的所见所闻，也只能从局部上说。整个国家的气象那几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这是他们说不出的。我记得当时给我们讲《红楼梦》的是吴组缃和冯其庸。讲小说和戏剧的是秦兆阳和曹禺。讲美学的是王朝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著名作家韦君宜，也包括团中央的书记处书记，都来讲。讲创作问题，讲文学艺术的规律，也讲青年问题。都讲得非常好。听他们的讲课肯定有收获。收获之一，是极大地帮助我们开阔了视野。
另一方面，仅仅依靠听课来收获还是有限的。在文学讲习所学习和在大学里学习，本质上是一样的。它只是为你从事某一项工作或者某一项事业打开了一扇门。究竟你能不能走进这座门，课堂和老师可以为你引导，但是不能帮助你实现。要实现，还是要依靠自己。所以我前面才说，一个青年人要实现自己的梦想，最重要的是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方方面面的因素都需要，但是最大的、最重要的因素永远是自己。
魏：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写作也同时引得许多人都关注。这个情况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比如文人的交游，就很容易成为读者的兴趣点。我在网上看到王安忆的《今夜星光灿烂》，其中有一段写到你们的交往。说到她来西安，您在西影厂食堂里做东请她吃饭，席间有人争辩作家能不能放下名和利这个话题，当场有人和路遥争起来了。
莫：有这篇文章。好像是上世纪90年代初写的，我读过，还有点儿印象。
魏：她写到争辩中，您一直比较沉着，路遥却很激动，和对方争辩得很激烈。
莫：当时和路遥争辩的是作协的徐子心。话题是从作家的身体健康引起的，牵涉到作家对待名和利的态度问题。路遥说了他的观点，子心不同意，反击了一句，两人就争论起来了。越争论越激烈。可惜的是，那次争论后大约一年左右吧，路遥就去世了。路遥性格有很好的一面，很大气。也有很刚烈的一面，过于刚烈，我把它视作缺点。
魏：陕西作家有大气魄，锲而不舍。在陕西，这样了不起的作家有好几位。在他们身上，写作已经和生命有了某种隐秘的联系，甚至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了。
莫：是的。陈忠实、贾平凹、叶广芩等等，包括年轻的红柯等人，他们都很了不起。
魏：其实您的作品同样了不起，同样是您生命体验的结晶。我发现您在秦岭山区插队当过知青，以后又在铁路上当了工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经历促成了您的作品题材比较宽泛。除过写工业题材的作品，您还写了不少知青题材的作品，甚至纯粹的农村题材作品。长篇报告文学《大京九纪实》是纯粹写工业的。长篇小说《远山几道弯》和中篇小说《沉寂的五岔沟》、《山林雾茫茫》等，是写知青插队生活的。而电视连续剧《郭秀明》，也包括这一回的《一号文件》则纯粹是写农村生活的。可能正因为您涉足的领域比较广泛，所以评论界有时把您划归为写工业题材的作家，有时又把您划归为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可以说是一种很简单的印象式分类。
莫：是的。你写了一部什么题材的作品，马上就把你划归到哪一类的作家里面去。这倒不是评论界，准确地说更是舆论界，也包括创作界。比如电视连续剧《郭秀明》播出以后，受到热议。马上有影视公司找到我，说我是个写农村题材的作家，邀请我为他们编写农村题材的电视剧。
魏：您对这样一种舆论形成的界定认可吗？
莫：不大认可。
魏：为什么？
莫：真正成熟的作家，一是要懂得自己的局限，知道自己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作家不是万能的。和任何人一样，作家同样会有自己的生活局限和视野局限。你让他去写自己不熟悉不了解的生活，他肯定写不好。就这个意义来说，作家确实有创作题材的分类。但是另一方面，真正成熟的作家同样会懂得，他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突破原有的生活局限和视野局限。如果突破了，他就不会被题材束缚住。只要他认真而不是敷衍地去了解某种生活，熟悉某种生活，那么无论工业、农业，还是军事或者其他题材，就都能够写好。从这一点来说，给作家分类又是不对的。因为归根结底，不是题材而是素材决定了一部作品能否写出来，如果抓着题材找素材，本身是本末倒置，起码属于先天不足，这样一种创作难度无疑会大得多。但是另一方面，当一位作家对生活的把握和对社会的综合认知达到一定水准后，即使先有题材，再找素材，仍然也能够成功。这是因为，他本质上还是遵循着创作规律在搞创作，还是根据素材完成题材。素材决定着题材，这是规律。但是先有题材，再根据题材的需要去寻找和补充素材，这同样可以。核心是要遵循创作规律，必须握有素材，才能不架空题材。
魏：您曾对我们青年人说过，写作要能进能出，既要深入了解自己的写作对象，又要站位高远地跳出写作对象，您的话让我想起来，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是写彼得堡上流社会贵族生活的，但同时他又用相当的篇幅写了农村生活，包括许多关乎着人生宏大命题的思考，都是列文在农村时候生发的。这就很难让人说清托尔斯泰究竟是写城市题材还是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同时也充分说明了他不是一个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或者局限在纯美艺术中的人。
莫：是这样的。
魏：作为一名作家，我觉得在众多的作家中，其实您的优势相当突出。以报告文学为例，《大京九纪实》是纯粹的工业题材，《一号文件》是纯粹的农业题材，《闯荡东欧》则既不是工业题材也不是农业题材，而是社会题材，但您都驾驭住了。再以类型来说，您写小说写得很成功，写报告文学同样很成功，搞电影电视剧还是很成功，方方面面都成功，确实不简单。
莫：谢谢夸奖。成功和不成功总是相对的。放在个人身上，这些成绩或许不小；但放在一个宏阔的平台上去看，这些成绩是微不足道的。
魏：您创作的小说《窗口》获得1978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据我所知，现在我们国家把许多服务行业称做“窗口单位”，这个称呼与您那部作品多少有关。
莫：我不能确定。可能会有这个因素。因为此前服务行业从来没有这样一种称呼。这种称呼是在我这篇小说发表以后才逐渐出现的。十年前我去沈阳，见到辽宁作协副主席孙晓华，他也是沈阳铁路局的文联主席。他就说：莫伸你应当申请“窗口”专利。当然他是开玩笑。但是玩笑里面包含的内容是真实的。
魏：我曾听人说，您成名的时候，大概就是二十六七岁，那时您每天都收到很多来信，甚至寄给您的信不需要写地址，只要写上“宝鸡市莫伸”收，就能送到您手里。
莫：是。当时我还在宝鸡东站货场当装卸工。来信很多，每天都有。邮递员都知道我的名字，所以也都知道应当把信送到哪里。
魏：您有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
莫：很高兴，也激动。但还没有到昏头的地步。
魏：您认为您那时成功了吗？
莫：没有。成功有大有小，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认为自己成功。
魏：现在还不算成功吗？
莫：应当不算吧。坦率地说，我没有去想过这个。写作是一门我热爱的事业。我攀附着它，它也滋润着我。这和成功关系不大。我总是觉得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去写，有太多的东西还腾不出时间去写，所以就没有这种成功的感觉。我想成功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应当比较地沾沾自喜，比较地认为自己功成名就，比较地认为自己可以躺下歇歇了。我压根儿就没有这种感觉，所以也就没有觉得自己成功，反倒是总觉得还有许多东西不懂，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去了解和琢磨，还要许多东西需要腾出时间去看去写。这好像和成功的感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