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文物和文化遗产在传承中华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价值。我们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坚决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护好中华文脉，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强大文化支撑。
不可再生的文明载体 不可替代的历史见证
文物和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和见证，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文物和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独特魅力的充分体现。
文物和文化遗产彰显着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突出贡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世界意义。从三皇五帝时期开始计算，我国约有5000年的文明史，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历史最久远、文明最连贯的国家。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和文化遗产。据国家文物局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国有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不可移动文物76.7万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58处，备案博物馆6183家，其中世界文化遗产29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611项。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看，早在周秦汉唐时期，我国就创立了礼制天下、世界大同的儒家思想，统一了文字，建立了科举制度。从两汉时期起，就以长安为中心，同南亚、西亚、欧洲各国广泛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太平广记》多次提到“胡店”、“波斯肆”，这是唐代长安穆斯林的来源之一。《资治通鉴》记载，“庚辰（七月）诏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无得效华人”。“诸胡”包括中亚的九姓胡在内。九姓胡是康、安、曹、石、米、何等九个王国的总称，安、石、米、何等姓氏至今仍为西安回民大姓。唐宋五百年，不仅是我国历史文明的巅峰，也是同时代世界文明的巅峰。
文物和文化遗产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重要根基。各类文物和文化遗产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利用、改造自然的状况，是十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现在人们思想共识的形成、精神力量的汇聚、核心价值观的培养，都离不开这个载体。保护好文物和文化遗产，有助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文物与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和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文物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成就，是历史文化研究和科技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许多古代科技和艺术成果至今还在被利用、借鉴和继承，今天的科技、文化的创新发展更是离不开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和利用。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深入研究其科学原理和工艺技术，能够从中得到有益启示，从而推动科学、文化、艺术高质量发展。
文物与文化遗产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和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资源。文物和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风采和创造力，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见证。通过参观文物和文化遗产，能使广大群众了解并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增强科学文化素质，提高艺术鉴赏力，极大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文物和文化遗产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保护好文物和文化遗产，有助于更好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增强全民家国情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陕西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源地和根脉所在，拥有十分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无论是考古学上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半坡文明、姜寨遗址、杨官寨遗址、客省庄文化，还是口口相传的炎黄文化，都是我们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起源和根本内核。中国古代鼎盛时期都与陕西有着直接联系，周、秦、汉、唐等十三个朝代在关中创造了辉煌文明。在文化取向上，周文化崇德重礼，主张王道文化、儒家文化；秦文化重进取、重耕战、重法制，主张霸道文化、法家文化；汉唐文化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兼容性、创新性和多元性，这些不同阶段的文化特质通过文物和文化遗产代代相传，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们要从振兴民族精神、实现民族复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必要性，坚决肩负好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的重大历史使命，切实传承和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保护好“文明载体”需要科学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的中华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之根、精神之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底蕴和文化支撑。文物和文化遗产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价值，代表着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传承和发展。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必须坚持科学的理念和原则，推进文物可持续传承，实现历史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坚持统筹保护和利用。对文物和文化遗产来说，保护是前提，利用是手段。坚持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深入挖掘文物蕴含的历史、文化和科学等价值，充分发挥文物的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教育功能，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坚持依法保护利用。法治是保护、利用文物和文化遗产的重要屏障。要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顶层设计，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强化文物保护主体责任，提升全社会文物保护法治意识，依靠法治手段有力有效做好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
坚持推进科技创新。这是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创新性保护、传承、利用、开发文物和文化遗产的有效方式。通过推广科技创新应用，不仅可以提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效率，还可以使文化遗产得到更加全面、精准的保护和传承。比如，我们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对文物进行高精度复制，使文物保护和传承更加便捷、高效；通过3D扫描和打印技术，将文物精准地复制成具有相同外观和质地的复制品，不仅能减少对原品的损害，还能让更多人欣赏到文物之美。再比如，我们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文物进行智能识别和分类，可大大提高文物保护和管理的效率，等等。
坚持加强抢救性保护。在非物质文化领域，随着时代发展和时光变迁，一些老工匠和老艺人的独特技艺可能会逐渐消失，抢救性传承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我们要详细记录相关工艺过程和技术，积极培养年轻传承人，不断加强生产性保护，持续继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坚决避免发生“人亡技失”的问题。
在创新创造中展现中华文化永久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我们要高度重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开发，深入挖掘传播文物和文化遗产中的多重价值，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资源禀赋有效转化为文化发展动能，实现中华文化创新发展。
健全中华文物标识体系。文物和文化遗产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中华民族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思想智慧。要深入研究文物的制作工艺、艺术风格和历史文化背景，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演变过程和独特特点，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深入挖掘和阐述文物的内涵和价值，深刻揭示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充分展示其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独特的魅力，不断增强文化自信。
实施“数智化”精品展览工程。支持文博单位充分发挥资源丰富、专业性强的优势，推动展陈策划专业化、社会化，打造更具深度和广度的精品陈列。大力发展数字化展陈，通过可视化呈现、互动化传播、沉浸式体验等智能化信息产品和网络服务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全民文化素养。
发展高质量文博创意产业。创新文物利用方式，发展要素集聚区，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文物素材再造和衍生创新。鼓励扶持文博单位和各类市场主体，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文物资源，创新内容、模式和业态，采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开发出更多具有独特魅力和文化内涵的产品和服务，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
培育文博考古旅游产业新业态。近年来，以文化为内容、旅游为平台的文化旅游产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而文物资源成为文化旅游的重要内容和核心价值资源。应加大文博考古资源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力度，支持在文物保护区域因地制宜依法适度发展服务业和休闲农业，开展与文物内涵相适应的文化旅游项目及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推介文物考古领域研学旅行、体验旅游和精品旅游线路。强化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从深度和广度上促进文化遗产、文博展馆、文物考古与文化旅游相互融合，实现文化旅游业的良性互动、共赢发展。
打造国际交流合作优势平台。文物和文化遗产是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瑰宝，不仅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更具有普遍的共享性。应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大力实施中华文明展示工程，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展播、研讨、合作研究等活动，努力推动文化交流互鉴，不断扩大中华文明影响力。
王长寿，文化与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原文刊登在《当代陕西》2023年第17）